还原历史真相

曲瑞玖：思痛“清理阶级队伍”

2009-04-07T07:22:00.000-07:00

自从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我总结岀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在革命的隊伍中，要牢记；“禍从口岀”只要“守住口”您就能平安的渡过各种政治运动！而“清理阶级队伍”一关，是很难渡过的！即使平安渡过也是胆战心惊！

一九六九年，为了改造教育臭老九（知识份子），研究院（七机部）的部分知识份子被下放到各大军区办的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我分到沈阳军区的青堆子农场。，
在劳动中由于表现好，被干部先后选定为连队付班长和炊事班付班长。劳动评比中曾获“五好军垦战士”证书！

一九七o年开始搞“清理阶级隊伍”运动。清理阶级隊伍是指在革命隊伍中揪岀阶级敌人！
历次运动，我都能当羊群、隨大流、当看客、作消遥派而平安！此次运动怕是很难了！？这是因为运动要求人人表态，个个过关……

干校校长杜政委（小学文化、抗日战争时参军、正团级现役）是“清理…”总负责人！连排长都是現役军人（初、高中文化、解放战争、建国后参军）指挥连、排、班的“清理”。

清理阶级敌人主要是从下放的科技人员（多数为大学文化的大学生、留苏生、个别是中专生）中抓！

这是枪杆子遇上了笔杆子！毛主席都说“枪杆子里面岀政权”，此次“清理”斗争中，“笔杆子”斗不过枪杆子！枪杆子取得伟大的“胜利”！我真正理解了古人所说的那句话“秀才遇到兵…………

请看“清理……：”总结时，杜政委在全干校（二百多人）大会的上说的话：“真沒想到！全校两个连队，二百人中就抓岀三十多个阶级异己分子，佔连隊的百分十五还多！过去那么多运动揪岀阶级敌人才是百分之五到十。这阶级斗争不抓行吗！你们过去都是经过了层层“政审”通过的（干部）！沒想到还是漏网这么多！你们从事的是研究国家尖端武器！混入这么多阶级异己分子（敌人）！还能岀成果吗？此事我汇报到军首长，他们也非常吃惊！”

请看看两个连隊“清理阶级隊伍”的成果：
1、揪出“现行反革命”小集团一个
2、首犯袁某某资本家出身，北航五九年毕业群众
罪行：是小集团首领，常暗中集会吃吃喝喝为名带头对党不满，恶毒攻击毛主席。
罪证：袁说；“早请示、晚汇报像旧社会上海教堂的宗教形式”“林彪就有举着小红本跟在毛主席屁股后面的本事”
3、从犯杨某某小手工者出身北京大学六二年毕业团员
罪行：恶毒对毛主席进行人身攻击
罪证：杨说：“暴君无后”，暴君指毛，无后指毛长子战死、次子呆。
4、反革命杨某某苏列宁格勒军亊工程学院五九年毕业党员
罪行：在农场改造期间，中苏交恶，经常收听敌台（苏台）
5、反革命王某某
罪行：王说“毛熟读厉史，对他的老战友（老帥们），实行的是（清君侧）和（兔鸟尽弹弓藏）
6、反革命包庇犯”腾某某处长党员
罪行：对身边（同班班长）的袁、王的反动罪行视而不見，和袁、王吃吃喝喝，被“糖衣炮弹亅”打倒！
7、…………………
……………
33、 …………………
为什么有这么大战果，这和坚強的领导分不开，！

杜政委虽小学文化，但斗争经验丰富，连排长和下放干部中的积极份子（根正苗红的党员）紧跟党（杜政委），党指到那打到那！

为什么有这么大战果，和採用的办法有关！运动的程序如下：
一、清隊学习班以班为单位，人人自我揭发，相互揭发反党言行，自我揭发除揭发自已外，还要揭发自已的亲朋好友，相互揭发是揭发班排内的战友及外单位人员。

班学习时一般要一週时间，十个人，人人都要讲的，如果有人敢一言不发，结论是“对抗和反对党的政策、号召”

二、隔离审查班通过班里的学习、揭发，连排干部确定进学习班（隔离审查）的人员名单！

隔离审查斑是个单独房间，墙上挂有大字标语“坦白从寬抗拒从严”，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受审查人员吃住在此！隔离审查班除被审人外，只有审查人员（连排長及下放人员中的积极分子）可以进入，为防止串供，闲人一律不许进入！
在隔审班上，受审人自已写交待材料，不交待不允许睡觉，一般的，24小时內都不会交待！过48小时就开始交待了！

在审查干部的帮助（引导）下很快就能彻底交待並掲发别人！

对知识分子还是很客气的，不打、不骂、按时送饭吃！可这“不交待不允许睡觉”也是利害！知识分子大都是软蛋，在我们连隊，一般挺不过48小时就沒有一个“硬汉”了！

那位“小集团”首犯不但交待了自已的罪行，还揭发了他舅舅的罪行（因此被罷处长职务、开除党籍）！

三、批判会通过“隔审斑”落实的阶级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全连大会接受群众批判！把他们“敌人”彻底打倒批臭！教育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

四、上报材料等待处置不知为什么？干校揪岀的三十多个“反革命”的处置很宽！

是团员的开除团籍，党员被清除岀党！沒有一个人入牢！全部留在农场改造！

至今我还不明白？队里的“反革命”，随便拿出那一人的罪行比张志新都严重！我们干校的“反革命”为何如此从宽处理？是因他们是科技人员？还是上级不相信“反革命”是真的？

提起这段“清队”，我过去是感到“胆战心惊”，现在是“思痛”！

庆幸自已沒进“隔审班”，那时我的父亲已是“三反份子”“日本特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如果进了班，我是挺不过“48小时不睡觉”的！如果我如实的讲岀，在解放区土改时，我家被错斗（净身岀户）的事实，我的罪行是“造谣污蔑共产党的土攺政策”！“土改”不可能斗争有钱的医生？！

直到六十年后，当我讲此事时，很多老友还不相信呢！

如果我讲岀，当年民主联军（八路军）剿匪（座山雕）时，家父为伤兵医病，首长为感谢家父，回赠军马和武器，如果我如实讲岀，又为家父提供罪证“私藏武器”的材料！

还好！在农场我认真劳动，老老实实，党说什幺我说什么！连排长对我印象不错，庆幸沒进隔审班，胆战心惊的渡过“清队”关！<

提起这段“清队”经历，我还是要思痛的！为了我自身的安全，党说什么我跟着，我也会按党教导我的语言大骂自已的父亲！我也揭发了我父亲，尽管都是鸡毛祘皮材料，算不上炮弹！也是在他的伤疤上撒盐！我至今内疚！

为了我自身的安全！我无法当消遥派！在各种会“会上，大批反革命！揭发反革命！尽管都是生活小事！

有些人，文革后入了党升了官，我还是向他们深表欠意！和有些大人物（含中央）相比，他们痛思了吗？我的欠意何必呢？

有人不理解，刘少奇的子女为何揭发刘少奇？这我理解，当年他们比我都思想进步，能不紧跟毛主席（党）吗？！他们不揭发，自身能过关吗！？

后记那位说“暴君无后”的杨犯，文革后入了党，赴美访问学者，研究所所长、党政一把手，现退休。
那“小集团”首犯之子现在老朽原单位党政一把手！
历史又开了个小玩笑！？
说明
人和事都是属实的！记忆是会遗忘的，不能保证十分准确！
“罪行材料”当时是连隊公布的！是否真实？老朽不清楚！
老朽不是党员，改革开放后党对我不错，我是受益者！我不会在党的头上扣狗屎盆子，如果头上有屎，是自已抹的，自已擦干净就好了！！
注释
1、“清理阶级队伍”是指在革命队伍中、党政机关中，清理岀反革命分子、阶级異乙分子……多为平民及低层干部。不同时期名称不同，延安整风时称“抡救运动”。
建国后有多次，文革前的“四清”，文革中的多次“清队”，文革后的“清查”。
2、“暴君无后” 历史典故指历史上的暴君都沒有儿子。
3、“清君侧” 历史典故指历代的皇帝建国后杀掉功臣武将。
4、“兔乌尽弹弓藏” 历史典故指历代迠朝后武将沒用了！
5、“老九”文革中把知识分子列为黑八类（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之后的人员阶层！因为知识份子文质彬彬，有架子，故称“臭老九”。
6、张志新辽宁省基层女干部、党员，文革因上书反对林彪、给毛提意见，定为现行反革命而判死刑。

岩石：“大跃进”时的中国与世界

2009-02-06T22:33:00.000-08:00

纵论三年大饥荒大死亡（修改稿）
岩石

1958～1960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跃进运动，全球为之震动。1958年10月底，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大死亡便接踵而至，一直持续到1962年，更使全世界为之震惊。20多年后，1983年6月底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坦承 “我国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又过去了20多年，这场使“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的特大灾难的真相却并没有完全揭露出来。它仍是一大谜团。极少数人总是挖空心思妄图将这场历史恶迹大而化小，甚至想化为乌有。因此，围绕这场灾难的争论波浪翻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今没有停止。而今，它已经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演变成了“该不该对毛泽东时代进行改革？中华民族要走什么道路？”的重大政治问题。
大是大非必须澄清！

一、当时世界：正值黄金时期，一片欣欣向荣

（一）、科技蓬勃发展，硕果累累
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科技大革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景观。及至1957年，各个学科研究成果喷涌而出，璀璨辉煌，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57年10月和11月, 苏联相继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从而开创了太空事业的新纪元。1958年晶体管计算机诞生，电脑从此进入了人类的生活空间。从1961年起，美国开始实施雄心勃勃规模巨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到1971年“嫦娥登月”的美丽神话终于变成了现实。

（二）、各国经济如同百舸竞渡，迅猛发展
1949～1973年，被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经济史的黄金时期。其间，各个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建设均呈高速发展态势。到50年代中期凸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高潮。如果1955 年的工业生产以100 为基准，到1965 年，英国增加了134，美国增加了149，法国增加了179.8. 西德增加了189.2，意大利增加了216.6，日本则增加了415.2。1960 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发表“所得倍增计划”，此后，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期。从国民生产总产值看，1955 年88646 亿日元， 1961 年便达到198528 亿日元，增加了一倍以上。

其时，亚洲四小龙养精蓄锐，也开始昂首起飞。

台湾农业连年丰收，工业生产水平节节提升，在岛内产品不断取代进口的基础上，从1960年起实行战略转移，在很短时期内建立起了生机盎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1957～1962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9.3 % ，台湾则是51.2 %（引自《世界经济2000年回顾》。作者：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安格斯·麦迪森教授）

香港 1959、1960年的人均区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7. 4%、10 .3% .1960、 1961年不太景气,1962年5月港英政府推行稳定民生和激励经济的政策。1962～1964年间,香港的人均区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9. 0%、12 .2%和8. 6% ,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

新加坡1959 年 6 月成立以李光耀为首的自治政府，初始时局势极为严峻，转口贸易日益削弱造成经济异常困难，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由此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李光耀启用著名的经济学家吴庆瑞任经济部长，1959 年 11 月，吴庆瑞领导的经济开发委员会制订了总体战略目标，颁布了《新兴工业法》和《工业扩展法》，对投资者免征一定期限的所得税，获得新兴工业地位的工业企业在头五年内不必缴纳所得税。而且给予关税保护。1960 年 4 月，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开发裕廊区。为工业化打基础。同年政府还制订了 1961～1965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 年成立经济发展局，统筹实施五年计划事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新加坡经济取得很大的进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7％，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

（三）、各国纷纷建立健全福利制度，世界出现了空前的社会文明。
俯瞰1958～1961年间的人类家园，真可谓：中国大陆“风景这边独糟”——

二、三年大饥荒

（一）、空前绝后的灾难
请看周同宾先生的回忆录《饥饿中的事》（《良友周报》2003年8月9日）摘录如下：

全村人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窝头，而且越来越小，一直小到驴粪蛋儿那么大。后来，那么小的窝头也没了。粥倒是随意喝，但越来越稀，一直稀到一锅清水煮一筐榆树叶。清汤不限量，连老太婆也能喝五六碗。

大肚汉最多时一连喝12碗，喝得肚子突出，像扣了一口锅；可尿几次，就瘪了。

一场饥荒，正在乡村蔓延。

到三月，草木发芽，就吃野菜、树叶。历史上荒年吃过的东西，全吃遍了。过去吃，是小锅煮，如今是大锅。大锅太大，再多的糠菜扔进去也不稠。历史上没吃过的东西也全吃了，比如干红薯秧、玉米秆、麦秸，都碾碎，筛下面粉头的东西，取名“淀粉”，可以下锅，可以蒸成刺猬模样的团子。这是当时最好的食品。

几乎家家都分家。分家不是分家产，而是分开吃饭。弟兄分家，父子分家。两口子也分家。谁弄来吃物谁吃，只顾自己，不顾家人。八怪女人和八怪分家后，带着5岁的女儿。每当从食堂打来饭，八怪总哀求女人给他倒半碗。女人从不给他。那天，每人分一个拳头大的菜团子。八怪几口就把自己的吞下，看女儿手中还有半个，夺过来就吃，女人和女儿骂他，还没骂完，他已把菜团子全部塞入嘴里。拴娃在麦秸垛底下扒出两把麦粒，拿回家，用瓦缸片焙焦。正格格嘣嘣嚼，他爹爹看见了，说：“娃，给我吃点儿。”拴娃说：“你叫我亲爹，我也不给你。”饥荒中，亲情已淡得几近于无……

饥荒中，人心比铁还硬，人情比纸还薄。人人都学会了偷，当然是偷集体的，私人已无东西可偷。一是偷豌豆秧，豌豆秧比刺儿菜、毛妮菜、麦子好吃。从出苗不久就偷，一直偷到开花、结荚。再是偷红薯。有一窖红薯，本打算做种，开春后育苗的，大家都去偷。干部派人看守，看守人偷。干部亲自守，干部也偷。四狗去偷，刚扒出3个手指那么粗的，干部发现，边打他，边拉他去大队部。打他，他也不丢下手中的吃物，边走，边把粘满泥土的红薯往嘴里填。走到大队部，已经喀喀嚓嚓全部吃光。干部说，全村男女老少都不要脸。饥荒中，道德和脸面已无足轻重。

五爷是老直杠，从不沾集体的光。一直当饲养组长。他养的5头牛，个个好膘。在全公社的牲口评比会上，5头牛的头上都缠上红彩绸。他每天给别的饲养员发伺料，直接倒进料水缸，防止他们拿回家吃。后来，他自己就把牛料装进口袋带回家、拍成饼，放在火里烧着吃。再后来，牛料没了，牛草也少。他的5头年和别的牛一样瘦瘠瘠的，卧下，须用人揪着尾巴才能站起。那天夜里，他竟用镰刀活活地在牛胯上割下一块肉。牛疼得哞哞叫，一直疼死。

干部去时，他已经把那块肉挂在裤带上，藏在裤裆里。问他肉在哪儿。他说，已经生吃了。干部扇了他两个耳光。拖走死牛。他自己溜回家，堵了窗户，拔下房檐上苫的干草，点火烧肉吃。饥荒中，真正善良的人也变得自私、残忍。

类似的资料，举不胜举。本人当年是城里的中学生，住校，一天夜里，饿得实在难熬，曾经偷吃过学生食堂猪圈里的猪食—— 一些烂茄子。其情其景，没齿难忘。

关于1958年冬～1961年的大饥荒，官方存档的资料，同样汗牛充栋。举七例如下——
其一，《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一书的作者张宏志先生指出：“以河北省为例，如1958年9月省委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荒；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

其二，张宏志指出：1959年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15省3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3天内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当时，15省的中共省委书记都没有解除此等紧急危机。人人都知道良策何在，但是，人人都不敢提出来。

其三，1959年6月9日、11日、13日、7月3日、4日毛泽东连续批发中央关于大中城市副食、蔬菜会议的通知等。在大跃进中出现副食、蔬菜、日用工业品等严重紧张局面，成为城市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李先念副总理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时说：全国今年工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大跃进，但到目前为止，粮食、蔬菜、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供应比较紧张，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其四，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印发的陈国栋粮食问题报告提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其五，张宏志指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三年。”“1959年底—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从1957年的205.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请注意，全国农村粮食消费量中包含种子粮、饲料粮和社办企事业单位用粮。

其六，1960年，中共中央曾多次发出十分罕见、十分特殊的显示粮食恐慌的紧急指示。如5月28日《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仅仅9天以后——6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紧急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眼看秋粮将要成熟——9月7日，中共中央又紧急下发了《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紧急指示》—— 一个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一切定量供应的时代，全国人民再一次降低口粮标准，可见灾情之惨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大灾之年，城乡人民之间严重的不公平！学者陈东林先生在《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来源》一文中指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量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了20 %，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年消费量只下降了2.6 % ！”——请注意，农村人均口粮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20 % 。

其七，1960年秋粮已经收割入库，这时，毛泽东时代中共中央最最特殊的一份文件轰然出世！——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号召全国城乡人民广泛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的紧急通知》称：“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推荐广大城乡人民采集制造“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旷古未闻！这是世界史上无与伦比最珍稀的中央文件！

然而，张宏志竟然说：“大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必须严正指出：这是丧尽理性人性的浑话！
中外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是发生在一定地区一定人口一定时间之内，较大面积的饥荒很少延续一年以上——而中国，1958年冬～1961年间，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角角落落都在闹饥荒，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除了特权阶层，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中苦苦煎熬，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漫长的三年多，1000多个日日夜夜，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在死亡线上无奈地挣扎，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

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一个泱泱大国的全体普通国民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遭这么大的罪，到最后都要靠连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填肚子，难道还不是空前的灾难吗？——理应绝后！

（二）、空前绝后的罪恶
大跃进的发动，只能称之为错误、荒诞，不应算作罪恶。但是，分析大饥荒初期的成因，有3点的确不能简单地用“狂热”和“昏聩”进行定性——

1、造成大饥荒一个直接原因是1958年大跃进的最高潮“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压倒一切压倒秋收，直接导致了大丰产之年的秋粮大减收——无论从常识从农民的良知从执政者的责任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2、造成大饥荒第二个直接原因是1958年粮食的高出口——毛泽东、中共中央最迟于10月底发现大饥荒已经降临（因为11月7日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此前，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试点——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彻底破产），但此后粮食出口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创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高峰！完全有悖于主政者应有的道德；

3、造成大饥荒第三个直接原因是粮食高征购——发现大饥荒发生以后依然我行我素，净征购量也创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高峰——4172.5万吨，比此前的平均年征购量3324. 3万吨高出848. 2万吨——甚至到11月份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也没有纠正——如果说这是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根本无法解释。
（注：第2、第3相关联，但又有区别。因为粮食高征购更主要的是缘于大跃进，再者，当时还有大量粮食储备。）

可以说，以上三项，当时如果少一项或者纠正一项，大饥荒的灾难都完全能够挽救过来。
特别是1959年大饥荒加重以后国家主权者的作为，实在不能不令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万分愤慨——
1、面对如此大灾大难，在广大饥民翘首以盼嗷嗷待哺的两年多岁月里，竟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灾措施——立即开仓放粮、进口粮食或者请求国际社会救助；
2、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大兴土木，耗费巨资，兴建40多处富丽堂皇的现代化行宫；同时，各地诸侯也为自己营造大量楼堂馆所，疗养院，逍遥宫；
3、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舞会不辍，笙歌不停；
4、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拒不纳谏，反而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反而开展打击正直干部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5、面对如此大灾大难，仅仅为了证明自己“英明”，竟然一意孤行，坚持祸国殃民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左祸”变本加厉横行无忌；
6、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不顾人民的疾苦和死活，赌“小儿”之气，提前偿还苏联的债务；
7、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集中精力对外，大打反对“修正主义”的无聊口水战（什么是修正主义？说清楚了吗？）——最后，一生文质彬彬的革命战友周恩来愤愤而言：“不许放屁，内外树敌！”（邓颖超日记），革命密友霍查“同志”讥讽地说：“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与革命》）
8、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充当世界革命领袖，八方出击，一再组织盛大游行示威活动，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各国发动派的口号——最后，笑容灿烂，与美帝头子握手言欢；
9、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实行革命化金钱外交方针，划拨巨款维持外国“朋友”——最后，一个一个“朋友”反目成仇；
10、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打肿脸充胖子，反而大量出口粮食援外（基本上都是无偿），在大饥荒时期创造了一个粮食出口高峰——当时，唯独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援国随意浪费，竟使中国大米发霉；
11、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连续三年对农民实行粮食高征购；
12、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开展惨无人道的反瞒产运动，采取法西斯手段逼迫饥饿的农民交出饲料粮种子粮甚至口粮；
13、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严禁饥饿的农民逃荒要饭——以免给领袖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并且制定“城市流浪人员收容审查制度”——即打死孙志刚的恶法，让他们坐以待毙，活活饿死！
请看：1953～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购销量与进出口情况表（万吨）
年份总产量征购量返销量净征购量净征购率出口进口
1953 16683 4746.0 1157.5 3588.5 21.5 % 182.6 1.5
1954 16952 5181.0 2022.5 3158.5 18.6 % 171.1 3.0
1955 18394 5074.5 1457.0 3617.5 19.7 % 223.3 18.2
1956 19275 4544.0 1674.0 2870.0 14.9 % 265.1 14.9
1957 19505 4804.0 1417.0 3387.0 17.4 % 209.3 16.7
平均 18162 3324.3 18.4% 210.3 10.9
1958 20000 5876.0 1703.5 4172.5 20.9 288.3 22.4
1959 17000 6740.5 1983.9 4756.6 28.0 415.8 0.2
1960 14350 5106.5 2010.6 3089.5 21.5 272.0 6.6
1961 135.5 581. 0
1962 103.1 492 .3

（注：1961年，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一线领导工作，采纳陈云的建议，冒险拍板，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于是灾情趋于缓解。上表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

以上所述，是钢铁一般的事实，它雄辩的说明了：大饥荒就是一场大人祸！

关于大饥荒的成因，当年毛泽东讲了三点：第一，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第二，苏联逼债；第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企图推卸罪责忽悠人民的谎言和借口。笔者各有专论，此处恕不赘言——话说回来，中国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天灾年年都有，可谓家常便饭。至今，没有任何人说过，1959～1961年间没有自然灾害。可是，即使天灾再严重，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哪一朝哪一代出现过长达三年多遍及全国各个角落的大饥荒？——还可以想想， 1877夏～1878夏（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年；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年），华北大旱，死亡200万人。这是中国皇权体制下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 ——请问：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了吗？——还可以看看，学者陈东林先生在其论文第二部分“决策错误对当时经济的影响” 中写道：“1978年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上与1959～1961年时期有比较相似的地方：第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仅就旱灾而言，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然而，两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请问：1978年为什么没有发生全国性大饥荒？

其实，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四级干部7118人与会），三年大饥荒主要因人祸而造成，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县、地区、省、中央四级大多数干部的共识。根据2008-11-27 10:26启封的《邓颖超日记》，其中1975 年11月19日记道（周恩来说的话）：“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党史资料显示，2月8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说：“主要责任不在下面，不能让他们全部负责。这是全国性问题。路宪文、罗山县委书记、信阳事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2月3日，周恩来说：“五年来五大运动：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1960年整风整社，1961年民主补课、夺取领导权。这五大运动每年1个，偏差不少，主要责任在中央。”刘少奇也明确坦言：“第一责任在中央。”——这些，都无可质疑。

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当时如此胡作非为，能酿成如此水深火热的灾难吗？——即使毛泽东制造的“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苏联逼债”、“1 / 3地区坏人掌权”三大神话统统属实（并不属实），也根本抵消抹杀不了人灾人祸的铁的事实。

总之，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过数百数千次饥荒，但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与之大不同：主要是人祸所致——难道，这还不是空前绝后的罪恶吗？

三、三年大死亡（饿死）——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罪恶

连续三年多大饥饿，必然造成大死亡。可是，极少数人却妄图抹杀“大量饿死人”这一“真实的历史”。

“倚天剑鸣”先生提出：“关键不是数字，而是所谓“饿死”的概念标准界定。什么叫饿死？毫无食物充饥，人身自由受限制，无法寻找食物，或者居住地象沙漠不毛之地，无任何生物植物可充饥，使人体无法获得基本（最低限度）维持生命的食物能量，只能眼睁睁的耗尽身体能量而死去的，这叫饿死。几乎近似于绝食。”又说：“只有在统一了饿死这个概念标准的前提下，争论才会出结果。”——根据这个界定，他提出：大跃进三年根本就没有真正饿死人。

“饿死”的概念的确是一个应该首先搞清楚的问题。针对“倚天剑鸣”的观点，笔者也写了一篇短文《也谈谈“饿死”的概念》予以驳斥，指出：什么叫“概念”？——即 “逻辑思维最基本的单位和形式。反映一类客观事物一般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用词语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饿死” 这个概念的内涵应定义为：因长时间过度饥饿导致生理机能衰竭而亡（完全断食一般为3～7天，严重饥饿时间会长一些。因年龄体质不同而有差异）；其外延是：一切因长时间严重饥饿导致生理机能衰竭的死亡。

笔者还指出：金无足赤——对于任何事物任何概念都不可追求绝对化。比如“人”的概念，《词典》对其内涵的定义是：能够制造并能使用工具的动物；其外延是：一切能够制造并能使用工具的动物。如果有人提出：儿童算不算人？老人算不算人？病人算不算人？植物人算不算人？——这就变成了形而上学诡辩。

张宏志与“倚天剑鸣”二位先生异口同声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论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三年”、 “我相信所谓的‘饿死’并不是真正饿死，而是年老体弱多病缺乏足够热量营养与医疗保障救治，拖延时间也没有条件医治，因而引发各种病情加重的提前死去，这应当是符合那个年代的客观实际。” ——所谓的 “年老体弱多病，提前死去”之说，岂不怪乎哉？陈云、季羡林等先生一直身体虚弱，为什么不提前死去？现在千千万万身体虚弱的老人为什么不提前死去？那时，“提前死去”是怎么造成的？岂不正好说明死因是饥饿吗？不是饿死又是什么？——先生，这是自我否定。

北京市离休老人刘禹先生当时在中央政法机关工作，和其他中央机关800名整风整社干部一起到了河南省（其他各省区都有下放整社的干部）。他们同一单位的7人分到了新乡地区原阳县，他被任命为大宾公社党委书记。老人著文《大饥荒年代，我在大宾公社当书记》，回忆了当时那段终身难忘的经历。摘录如下：

进入原阳县界，映入眼帘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一望无垠，密集的村庄，看不见树林，使人有一种肃杀凄凉的感觉。到达县城，县委书记韩福增同志接见了我们，说：“现时的任务是贯彻‘中央十二条’，保人保畜。”当时农村因饥荒造成人畜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非常严重，保人保畜就是采取一切办法，遏止人畜大量死亡。就这样，我到大宾公社上任了。粮食不够吃，也没有瓜菜代，农民就到黄河大堤上剥柳树皮或者到水糖里挖芦苇根，磨成面和粮食混着吃。后来，连柳树皮、芦苇根也剥光、挖光吃了。农民家里没有存粮，只靠国家救济的半斤粮食。农民饿得个个面黄肌瘦，青年妇女也都闭经了，五六岁的的儿童个个大肚子，小细脖，骨瘦如柴。

县委办公室每天晚上7时开电话会议，要各公社汇报每天人畜死亡的数字。我刚上任的那些天，大宾公社每天死四五个人、牲畜死二三头，保人保畜是当时的头等任务，如果不能遏止人畜死亡，各级党委书记要承担责任。原阳县阳阿人民公社人畜死亡遏止不住，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是新乡专署下放的一名局长被撤职了。后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通报延津县也是人畜死亡遏止不住，县委书记被撤职。我作为公社第一把手，心里不免战战兢兢，那时没有粮食和其他食品可供补……
——什么是“那个年代的客观实际”？这才是真正的客观实际！

张宏志先生的主论点是：“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 ——请问：以上刘禹先生所述的河南省新乡地区是不是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张宏志与“倚天剑鸣”二位的文章里都提到了信阳事件。当时，调查工作长达半年，结论是饿死100多万人。参与调查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南局主要领导人陶铸、王任重都目睹了饿死人的惨状，都掉了泪。李先念说：“西路军失败那么惨，我没有流一滴泪，在光山看到这个情况，再也忍不住了！”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第二次发表讲话，严肃地指出： “我到光山县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分子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即使，仅只发生这一起信阳事件，难道还不是骇人听闻的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重大死亡事件吗？

其实，信阳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仅就笔者所知，中央存档的地区性事件可以陈述如下——
河南省开封地区事件。经河南省委调查，开封地区10个县自1958年10月底便进入严重饥荒状态，到1959年3月，15万多人患浮肿，7万多人逃荒，1. 6万多人饿死。

江苏高淳县事件。经江苏省委调查，该县1958年冬到1959年春，发生浮肿病、消瘦病，子宫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1000多人。

河南省商丘地区事件。经河南省委调查，该地区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几个县1959年1～2月发现大面积浮肿和饿死，仅人吃人，调查组认定有20多起。

发生于1959年的惨案还有：江苏省句容县事件、广东省事件（由省委向中央发出严重灾情报告。下同）、湖北省事件、河北省事件……

1960年：山东省事件、甘肃省事件、江苏省事件、宁夏中宁事件、贵州省事件、安徽省事件……

1961年：1961年春季山东省聊城、沧州二地区事件、6～10月山东省聊城、惠民、德州三地区事件……

1962年：1962年湖北省谷城、光化、襄阳三县事件。

全国各地饿死人的数量，在1983年《中国年鉴》中也有一部分显示（有隐瞒现象）。如：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少人口达621万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间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请注意：人口非正常减少（饿死）数大于净减少数，因为此外还有自然增长部分。

另外，有些地区的官方文件、地方志也有一部分记载。　著名学者杨继绳先生在《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文中指出：“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

现在，饿死人事件还在不断地揭秘之中。信阳事件早已广为人知。2006年3月，一篇采访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先生（大饥荒时期的中共重庆市委负责干部）的文章《“大跃进”四川饿死千万人》（原刊于《现代快报》），再次轰动全球。1961年5月，廖先生等几位党员干部冒险投书中央，反映四川省饿死了1250万人（根据四川省委文件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对照）。胡耀邦、杨尚昆曾召见廖伯康等人，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而后派出17名干部赴四川调查。显然，此事千真万确。2008年秋，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出版，揭露甘肃省通渭县饿死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接近1 / 3。

在上述惨案中，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人吃人现象。

另外，笔者亲耳所闻的较小规模的饿死人事件还有：

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

河南省漯河地区舞阳县问誓公社西庄大队1959年冬成立一个埋人队，几乎天天埋尸体。到1960年春，最多时一天埋四五十具。以后就演变为吃尸体。与其相邻的西平县簸萁张公社、吴城公社情况更严重。

河南省郏县城关公社后二大队，原269人，三年饿死208人。

四川省蓬溪县蓬莱区新桥公社化二大队6队原330余人，三年饿死160人，余170人。

山东省章丘县明水镇王井村，原600多人，三年饿死150多人。

四川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 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出去要饭了。
……
仅仅以上所述，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大量饿死人”吗？——很多网友诘问张洪志们：饿死很多人就是饿死很多人，有什么好说的？——不无道理。

总之，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饥荒频发，但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与之大不同：除了人祸所致饥荒面积大时间长以外，特别是饿死人的数量多——难道这不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罪恶吗？

四、三年不止饿死3000万人——空前绝后的特大灾难特大罪恶

否认真正饿死人、大量饿死人的张宏志依照自己的逻辑很自然地提出了另一个奇特的命题：“‘饿死3000万人’纯属捏造”——不过，这种说法的确得到了不少人应声附和。其中很多年轻人出于不理解而认为夸大了事实，希望能得到令人信服的推理论证——这种理性的求实的态度应该得到尊重。

实际上，“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1983年——也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的同一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年鉴》，其中有一部分是人口统计表。该表的总人口增长曲线凸显1958～1961年间有一个大凹陷，而这个大凹陷又有历史事实根据。于是，国内海外一些学者纷纷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大跃进饿死2000多万、3000多万、4000多万的不同结论。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再起高潮。但这些结论很快都受到了质疑批评。说到底，批评者的根据也是1983年的人口统计表——论辩双方都指出：这份统计表比较粗糙，“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与“总人口”之间的对照有些差错——显然，1983年《中国年鉴》的总人口统计变化与客观历史及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大跃进的评价基本一致。但确应说明差错的原委。在人们的期待中，1995年再次公布《中国年鉴》，此前的人口统计表数据依然如故。又过了7年，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新的《中国年鉴》，却不事张扬地更改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前的大部分人口数据，人口统计表上总人口增长曲线中1958～1961年间的大凹陷明显不见。因此，改革开放事业及其发动者、主导者成了一些人疯狂攻击的目标。

笔者发现，2002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漏洞百出，明摆着造假，彰显着遮蔽旧时代人祸灾难的政治目的，已撰文《令人震惊的国家统计局造假：篡改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数字—— 一个明目张胆的大阴谋》予以严正批驳——国家统计局的卑劣造假，对于理清“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一历史谜团，也形成了巨大干扰。不过，欲盖弥彰，它终究进一步反证了：1983年《中国年鉴》所显示的大跃进造成的人口非正常减少数量基本上是真实的（说真实并不严谨，应该说只少不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全世界国家权力最强大组织最缜密的国家：共产党支部直接建立在社会的最基层；同时实行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公民不能随意流动，即使迁移调动，也都凭证办理；而且实行计划管理，年年要做预算决算，要上报总人口数字；而且实行统购统销、定量供应制度，年年还要分发各类生活票证（人无户口，就无法生存），需要一再核对总人口。因此，当时历年的总人口数字既易于统计又要求统计准确。特别是，当时的档案制度极其严厉；更特别的是，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统治极其严苛，谁也不敢给领袖给共产党制造一点点不利影响。故而， 1983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显示的1958～1961年间人口非正常减少数字绝不可能夸大——我们还可以从统计工作的特点上进行考虑。人所共知，统计“总人口”是人口统计工作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整个统计过程，自始至终都要围绕“总人口”进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不同行业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汇总的总人口数必须一致；上年总人口数加上新生数减去死亡数得出的本年总人口数必须与之吻合；在此基础上，最后算出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通过上年总人口验算本年总人口，也必须分毫不差。即从各个方面得出的总人口数不可有半点差池——这就是说，全国人口统计总表制作之前，总人口数已经过多次核对，总表上其他数据可能有误，但总人口数决不会出现差异；总表上的总人口数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整个一套统计表的总人口数必须对照一致。——话再说明白些，研究“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最低限的基础非常坚实可靠。

总而言之，1983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所反映的1958年冬～1961年间总人口非正常减少数量，只会再多些，而绝不可能变少——中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除了普查，这是中国人口统计的唯一渠道。在共产党一党长期专政的格局下，没有任何理由质疑其夸大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规模。虽然当时普遍存在隐瞒少报饿死人数的现象，这些资料不尽真实，但现在研究者只能依靠它们，起码，可以推算出大跃进饿死人的最小数量。

那么，1958年冬～1961年三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呢？

请看1983年《中国年鉴》的人口统计表：
年度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万人）（‰）（ ‰）（ ‰）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8.00 13.20 24.80
1955 61465 32.60 12.30 20.30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 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9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这份人口统计表显示得清清楚楚：在1958～1961年间，反常地突然出现中国“总人口增长”（通常，人口总是逐年增长）的大幅度减少——此前四年（1954～1957），每年分别增加（万人）：1470、1199、1363、1825，四年共增加5847万，增长1 0 %；此后四年（1962～1965），每年分别增加（万人）：1436、1897、1307、2039，四年共增加6679万，增长1 0.14 %；而1958～1961年四年每年分别增加（万人）：1341、1213、—1000、—348，四年共增加1205万，增长1. 86 % 。

灾难过后的四年（1962～1965）是人口增长补偿期，缺乏可比性。我们可以在1957年总人口数（64653万人）的基础上，按灾难前四年（1954～1957）1 0 %的增长率计算，在正常情况下，1958～1961年四年应增加6465万人，而实际只增加1205万，由此可得出1958～1961出四年间人口非正常减少5260万人。

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认为全是饿死所致。因为当时，许多农村育龄妇女因饥饿而断经，暂时丧失了怀孕能力，1959～1961年的出生率因而大大下降。《中国年鉴》反映的这三年的出生率分别是24.78‰、20.8‰、18.86‰——它表明1959～1961年的人口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分别少了5～7‰、9～11‰、11～13‰。三年减少新生儿分别为325万～462万人、604.9万～739万人和728万～860万人。合计三年新生儿应少生1658万～2061万人（注：有些学者还计算1958年的少生数，大概不够合理。因为大饥荒始于1958年10月底，基本不影响生育）。

因此，《中国年鉴》（1983年版）所反映的饿死人的人数约为3199～3602万人。

不过，还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

1、基层隐瞒少报
杨继绳先生在上文中写道：“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

2、地方官员隐瞒少报
杨继绳先生在上文中指出：“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其仕途。”

王维志先生，人口统计专家。年轻时曾留学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回国后，长期在公安部治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他曾对杨继绳先生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 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

在处理信阳事件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说过：“不要再查了，越查越多”，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说过：“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3、中央隐瞒

杨继绳先生指出：“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文披露：“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

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3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4、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表中也的确存在饿死人数少于实际的现象

（1）、四川省少报一半——629万，就是一件铁证。

（2）、全国人口统计表中，河南省在同期的总人口非正常减少人数仅为238万，比人口少、浮夸风较轻的安徽省还少得多，比四川少800万，而予川两省都是人口大省，总人口相差不多，河南的浮夸风又最厉害，显然不真实。

5、廖盖隆先生明确指出：饿死4000万人

廖盖隆先生是原中宣部副部长，后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触机密资料的权力，2000年他在《炎黄春秋》第三期曾撰文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00万人。

6、王维志先生的研究结论：饿死3300万～3500万人

杨继绳先生特别看重王维志的研究成果。强调：“王维志不仅熟悉人口统计理论，还熟悉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

王维志指出：“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他的研究结论是：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7、杨继绳先生的研究结论：饿死3600万

杨继绳先生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肃认真的学者。外国学者——艾德尔、莫舍、希尔、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lot，又译杰勒德•卡罗特）、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中国名字"班久蒂"）和中国学者——王维志、李成瑞、蒋正华、丁抒、金辉、陈一谘、曹树基的相关论著，他都悉心研读过，还走访过公安部治安局户政处人口统计专家，也做过一些基层的调查。他认为，在王维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再加上1958年冬季和1962年个别地区的饿死人数。所以，他的结论是：饿死3600万人。

总之，，大跃进饿死的人数不止3000万，是不可抹杀的铁的事实！

还有一个问题要谈一谈，即许多人对于20多个人中饿死1个人感到离奇，不可思议——不是数字离奇，而是时代离奇体制离奇人离奇——请问：1958年提出两年超过英国7年超过美国不离奇吗？发动全国人民说谎吹牛不离奇吗？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砍树毁林砸锅砸铁不离奇吗？整了1亿多人民不离奇吗？再请问：斯大林杀死了自己国民（其中一大半是革命同志）的1 / 9，不离奇吗？波尔布特杀死了自己全国同胞的1 / 4，不离奇吗？此人是毛泽东的亲授弟子，却杀死了在柬华人的1 / 2，不离奇吗？——只手遮天的离奇之人，什么离奇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综上所论，中国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与中外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大不同：主要是人祸所致饿死的人数量创了世界史记录，悠悠5000多年，此乃在一个国家里一起灾难死亡最多的三年！而且，发生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难道，这不是空前绝后的特大灾难特大罪恶吗？
2009.1.9
2009.1.20小修改

学者集会回顾大饥荒50年

2008-12-30T16:33:00.000-08:00

大饥荒50年
探索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大饥荒
─记《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
王　屏

　　今年十月十六至十九日，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在新泽西和纽约合作召开了一个名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对上述中国当代史上这两个相隔久远但有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这次研讨会有近六十名学者参加，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之中有近年来揭露大跃进──大饥荒真相的著名学者，还有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的领军人物，如杨继绳、姚监复、李若建、余习广、王东渝、胡杰、秦晖、刘军宁、崔卫平、卢跃刚、王天成等十余人。出席会议的北美学者有吴国光、丁抒、文贯中、宋永毅、陈意新、金和辉、张跃宏、李明珠、严家祺、程晓农、何清涟、陈奎德、胡平、夏明、郭建、王军涛、王丹、谢选骏、何晓清等近四十人。
　　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它导致了近四千万的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对比二十世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直接死亡人数（大约分别为一千万和三千万），这场在和平时期完全由政治运动导致的大规模的「人祸」，确实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

　　承办这场研讨会的美国西东大学校长罗伯特?西任教士和商学院院长凯琳?鲍罗芙博士都表示：尽管他们都不是中国研究专家，但这么大的人道悲剧全人类都有职责吸取历史教训。为此，西东大学坚决支持这一国际研讨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他们都向与会代表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探索二十世纪最大悲剧的第一个国际研讨会

　　虽然中共的执政者对大跃进∕大饥荒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持否定态度，但是他们从来不鼓励学者认真地研究这一历史的悲剧。为此，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座教授、二十一世纪基金会董事长林培瑞博士在他的欢迎词中指出：「我一直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跃进看得不够重要。仅以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也一样多二十倍吗？很可惜不是。……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这恐怕也是一个应该反省的问题。」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会议作为全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大跃进∕大饥荒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也正是这样一种反省的结果。

　　今年以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了有关大饥荒研究的上下两册的专着《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这部由他潜心调查写作二十年的一百一十万字的巨作，不仅引用了大量被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和他对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的独家采访，更对四川、安徽、甘肃等十一个重灾区作了慎密的描述和研究。这一著作已经被学界不少知名学者认为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五十年后再看大跃进∕大饥荒」，第一个演讲者就是杨继绳。他的论文以《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为题，算出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间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分别为三千六百万人和约四千万人。大饥荒使中国损失人口共约七千六百万。第二位演讲者美国明尼苏达若曼学院丁抒教授，他早在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中文专着《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这次他的论文题为《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的下限》。他通过「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计算出全国在大饥荒期间（一九五八──一九六二）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三千五百万。值得一提的是：杨、丁两位都是文革中于清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他们最后都弃工从文，以科学家锲而不舍的精神来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敏感课题，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为此，这一小组的主持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指出：「恐怕后人会看到：清华大学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不是出了胡锦涛，而是出了杨继绳和丁抒！」这一评语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大饥荒发生的直接原因

　　毫无疑问，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有多种原因，如政治上的专制、领袖人物的野心和经济上的极端浮夸。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指出，如果中国当时实行民主制度，这样规模的饥荒是不可能的。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在他的论文《再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的谋杀性角色：没有退出自由的强制性大锅饭》中指出：「森所说的民主制度可以认为是在当代避免饥荒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次上，我们还是不能回答以下问题。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六○年代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专制国家。为什么这些专制国家并没有都发生饥荒呢？」他认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扮演了谋杀性的角色。首先，它所实行的所谓吃饭不要钱，诱使农民过多、过快地消耗了粮食，使本来应该能够使农民支撑到一九五九年年中夏粮下来的时候的粮食，早在一九五八年的冬天，或在一九五九年的早春就消耗殆尽，从而触发饥荒。同时，以当年中国农村的生产水平，所谓农业收入，主要就是能够满足生存的口粮。公社食堂控制了农民的口粮，其实也就控制了农民最主要的收入。」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余习广先生认为：庐山会议以后的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一九五九年大减产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或为了邀功请赏，或是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说实现了「更大跃进」。报高产引起高征购和残酷的「反瞒产」，结果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

　　普遍的浮夸和狂热的造假，毫无疑问是大饥荒的重要中介。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论文题为《恐惧和造假：从「肃反大跃进」到高产「辩论会」》。他从一九五八年的肃反大跃进、强过一九五七年的政治运动密度、是中共党史上抓「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等几个方面说明，正是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造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的演讲也是同一课题。他的论文《趋利避害：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研究》，从高指针、高压出发，论文分析了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基础，指出造假成为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的正常行为。论文分析了几类造假动机和几种官员的造假，最后指出指针考核弊病的危害。

　　纽约州立大学巴法罗分校的张跃宏教授提出了「毛泽东究竟喜不喜欢下面的官员造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与会的不少学者认为：（一）毛对此取的是完全的实用主义态度，他只看造假是否有利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二）他历来宁左勿右，好大喜功；（三）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真话，还提出讲真话会「吃小亏」和「占大便宜」的道理，得罪了毛。结果刘的「亏」实在吃得太大了：他在文革中招来杀身之祸，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进一步从反面揭示了在中共体制的实际价值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制造大饥荒的祸首

　　对于大饥荒中毛泽东的责任，美国普林斯顿学社的陈奎德博士的论文《问责：三年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首先从「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的区分中进行分析。他认为：判断政治人物的伦理标准，首要的是「责任伦理」。陈奎德还力举史实指出：大饥荒不是毛泽东错误政策的「无意后果」而是「故意制造的死亡」。对这一课题，海外大饥荒网站（www.chinafamine.net）的主办人金和辉博士在他的论文《力倡与小纠：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政策认知和选择》里作了较为仔细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政策及其后果的认知，大体上经过了相互关联三个阶段。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这是『力倡』阶段，他通过大力倡导浮夸风、共产风等等，大搞群众运动，调动热情，排除反对，认为可以藉此创造赶英超美的经济奇迹。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庐山会议前期，属于『纠正和检查』阶段，他对前段时间狂热政策小作调整，整顿组织，展开核算，自以为可以藉此发现真实的跃进成果，并且加以巩固。第三阶段是庐山会议冲突之后，他自觉已无退路，既要维护大跃进政策的正确性不容怀疑，同时又不得不对灾难性的现实后果作出让步，于是他采取了自欺欺人的认知策略，一面作现实退却，一面用谎言来维护自己和党的权威。」

　　来自四川的著名作家、记者王东渝先生的论文题为《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他指出：四川省是中国大饥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死亡人数在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之间，约占全国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之所以导致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建国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是毛的亲信，他全力效忠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的政策；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性命为代价，四川因此成为大跃进的重灾区。

　　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大饥荒

　　美国斯瓦斯莫学院历史系教授李明珠是英文学界研究中国饥荒史的专家，她的英文论文《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分析大饥荒》指出：在明清两代，中国的皇帝视自己为百姓的父母，对赈灾和饥荒无不尽心尽力。仅清朝，皇帝们因为自然灾荒而发的「罪己诏」就达三百多次。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导致，但是毛泽东及中共的执政者从不发「罪己诏」，比封建皇帝大为不如。李教授进一步对比了中国的大饥荒和前苏联在乌克兰的大饥荒，指出：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的饿死毕竟是专制政权的错误政策所致，还因为饥荒发生后他们都刻意「保密」，宁可饿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要保密。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的陈意新教授则对大跃进∕大饥荒中安徽和江西的非正常死亡情况作了微观的比较。这两个省的地域人口相似，但前者死了六百三十三万人，而后者只死了十八万人。他提出的问题是：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省际之间的死亡率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他的研究表明：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作为毛的亲信，在安徽建立了「专制型领导权」，他缺乏地方联系；他的政治激进主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江西的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等人非但建立了一个「合作型的领导权」，还通过「紧密的地方联系」及时了解了底层的实情，进行了救灾。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研究员任不寐先生的发言《大饥荒与当代灾民理性》从哲学的角度对大饥荒的后果进行了一些思辨，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特征，即「掌权者的个人责任，使灾变彻底拥有了『人祸』的品质」。而饥荒发生以后，又有了更新的特征：「在古代，饥荒之后是荒政，而在当代，灾难之后是恩政──权力在灾民那里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成为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机──恩人当执政。」

　　会议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所有这些有意义的思考和问题，都将伴随着这第一个关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的国际研讨会的结束而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下去。

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以本人亲历论析整风反右运动

2008-12-19T13:50:00.000-08:00

“阳谋”背后的权谋

--------以本人亲历论析整风反右运动

郭道晖

[按]：本文作者郭道晖，1928年生，解放前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和《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导、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本文是作者根据1957年他所知悉并纪录、保存下来的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内部讲话和本人在清华大学的亲身经历，参考其他有关材料，以新的视角对整风、反右运动的史实和理论问题所作的评析。

前言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今年（2008）则是“处右” 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 戴帽、惩处、发配）。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 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 。所谓“必要性 ”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 “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 .6倍！（参见ks.cn.yahoo.com 2007-10-03 ）清华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全部“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 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 “量变到质变” 的辩证法。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定并道歉的案例！）

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失误；何况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当然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自己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至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 （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 人），其中被划为“右派” 的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周寿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反右初落难时曾私下对我说：“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像早年苏区反AB团那样被枪毙！” 可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解放初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下放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提到AB团，使我想起我亲耳听到谭震林的一席话。那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1980年1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法、高检等机关的领导干部）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发言简报。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 据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中，抓“AB团”“第三党”，大搞逼供信，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会上郑绍文（高法副院长）也说，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都被杀光，夏曦还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的！”谭老说，当时有位同志留下一个条子，写着“我已完成了任务，谢谢！”就自杀了。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谭老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谭老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特别是歧视、恐惧和整肃知识分子的继续。反AB团就是对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一次清洗（甚至见到衣上插了一支钢笔，也被当做知识分子被拖出杀掉。）。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包括对丁玲、王实味的批判，矛头也是对着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初期批武训传、批胡适、俞平伯、胡风以及在机关和学校搞肃反，大都如此。

反右及所谓“扩大化”只是“失误”吗？——对广大党的基层干部而言，或可有“失误”之说；对始作俑者而言，既然公开声称是“阳谋”，就不是出于无心。事实上，毛泽东作为历次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异己”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于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民主党派（特别是所谓民盟“右翼”人士）和共产党党内及党外的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起因本来也只是毛泽东不满彭德怀几个人为代表的党内稳健的力量挑战他一贯“英明正确” 的绝对权威，要把他们打下去，却故意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的路线斗争，人人检讨批判，同样是借以掩盖与彭老总的个人恩怨和权力较量，并借此转移他搞“大跃进” 失败的重大罪责。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刘少奇等威胁他的威权地位的身边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从扫清外围势力入手，以批判吴晗、邓拓，打倒“彭罗陆杨” 作为开张锣鼓，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最终把刘少奇、连带把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置之于死地。这些都可说是阳谋，因为大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而且个人的专制都裹上了好听的“路线斗争” 、“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乃至“大民主” 、“群众专政”的外衣。其阳谋背后的权谋，常人难以揣测。

具体到分析反右“阳谋” 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权谋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可以简单概括的。

迄今对反右的看法和评价，大多是就反右论反右，对反右前一阶段整风和鸣放，仅将它视为主要是设置陷阱，引蛇出洞，是毛的“阳谋”的主要组成部分；却忽视了毛泽东对整风和鸣放本身的原初目的；也有些神化毛泽东早有反右的先见之明，神机妙算；更忽视了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宪政的视角，对整风鸣放这场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作出历史的评价。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下面试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听到并纪录保存下来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参考其他资料和论述，从我现在从事的法律专业角度，作一些评析。

一、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我认为毛泽东原初还是要整风的，不过，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进党群关系、党政关系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

（一）整风为了防腐

这是初级层次的缘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的地位也不保。他知道最危险的是败在内部的腐化。这点给他“殷鉴”最深的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迅速溃亡的教训。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自成的覆灭）。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出掌权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毛泽东一直认为，我们进城是赶考的，我们能不能管理好这个国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进城后，1950 年党内就进行过一次整党。1951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反贪污浪费指示中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当时他亲自批准杀了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民拥护。后来他在给自己的一位亲属谈话中说：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转引自《北京政协》1997年第3期）

毛泽东总觉得党员干部掌权后会腐败，要靠群众来整。想将共产党已经发生的萌芽状态的腐败，加以纠正，以免危及他打下的江山社稷。

1957年的整风，是中央早在1956年就决定了的。1956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着重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起初也都是强调要真心实意听取群众意见，帮党整风。笔者在4月23日举行的一次党委常委会上听到传达彭真最近的讲话。他说：

目前主要是“放”。只许我放，不许你放，自己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恶霸作风。

有的干部对两种矛盾不分，以对待反革命办法对待人民。老干部是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但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干部（思想）未转变。讲矛盾，我们是主要方面。

现在不是极端民主，而是民主不够。群众写信不敢写名字。

有20%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应即发展一批（如梁思成）。” （据笔者保留至今的笔记本纪录，下同。）

到5月15日前某日，清华党委常委领导核心派我参加北京市委召开的各机关、高校、工厂领导人的会议，出席的大多是各单位一、二把手，听市委领导部署整风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彭真、副书记刘仁都讲了话。彭真说：

现在（形势）比延安整风还好。一检查矛盾，矛盾都出来了。北大（发动“鸣放” ）较早，人大、清华也开始了，师大……。看出来，我们党不整不得了。虽然我们（进城）只7年多，但特权思想那么重，宗派主义，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有的党员干部说）“我是领导人，你那算得什么！”一甩！官僚主义那样多，还有教条主义。……大学校中，对教授发通知不用“同志”（称呼），而“此令”，这简直不像话！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你怎么好意思“此令！”只有毛主席有时候才用“令”。

目前，上海、北京（鸣放）比较轰得多，……现在比较紧张了，也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上海工人、学生请愿的也很多，好几百人。

这样整，不要好久就可以把风气整好。

到现在为止，批评可分三类：（1）的确我们有缺点错误，至少90%以上是这类批评，是对的，不管话如何难听；（2）不正确的，听还是要听，但可不接受；（3）也还有反动思想在鸣：不要工人阶级领导，要资产阶级领导，有的不是批评，而是反攻，这些意见是少数。

报纸上不要把难听的话勾掉，要相信群众能鉴别，讲出来他会在群众中孤立。有的报纸把坏话勾掉了，是软弱，怕搞垮。----就是搞垮了，咱们再做几年地下工作，打游击，再搞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什么可怕？

我们这些缺点、问题，不整，就亡国。现在一整，睡午觉的人也少了。

十足的官僚主义也不少，占了茅坑不拉屎。

提出意见，还应该解决。可能解决的都应解决。

有的干部把自己的老婆硬要放在学校收发室、人事室，工作能力没人高，级别却比别人高。党内拼命争级，不争自己作了多少工作，不讲贡献，这不是咱们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人家比你能力强、本事高，是15级；你却13级，还与人争，你那么低级趣味！应当自动提出降级。不要搞成低级趣味。一个校长，同在一个院子，还（专为你）搞个收发室，你不是找挨骂？！“此令！”-----你为什么不“此致敬礼！”市委给你来个“此令”，你舒服吗？

你自己造成狂风暴雨，怪谁？有些同志很气，说要上吊。……

一个干部升了级，又撤（换）桌子又撤（换）椅子，……为什么如此低级趣味！

有些党员就会打推身拳，自己的事都推出去，不为群众打算。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像个党员样子。自己工作根本没有作好，一遇到别人批评，就打离身拳，自私自利！（郭按：我记得彭此话是严厉批评一位在场的工厂党委书记，此前他在会上受到刘仁和彭真的质问，当场检讨时还在“打离身拳”，引起彭、刘很大不满。我听到彭居然不留情面当众批评他，深感市委领导对整风的雷厉风行）。

工厂工人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不要搞乱了。对中小学生（的出路问题），一律不要许愿。只要他劳动，到工厂当学徒，到农村当农民（都可以）。不要许愿，不必去为毛主席竞选，不要你去买个好，我去买个好，这是市侩作风。说什么“我没有意见，只看领导如何。”

一面整风，一面听意见，一面改进。

在这个会上，市委副书记刘仁也讲了话，对整风作了部署，言辞也很严厉。其中批评了党内一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腐败作风，并指出：

要使对我们有意见、不满的人都能提出来。他们要看，怕放长线钓大鱼。现在绝大多数批评是对的。……三反五反，都是我们整他们，这一次应当让他们出出怨气，越难听的话越要听。如不整，共产党就会腐败下去，天下就不见得是我们的。良药苦口利于病。……东北沈阳工学院要求公审肃反五人小组。……凡搞错的，要道歉；原来在大会上斗争的就仍在大会上道歉，最后由市委负责。这件事越主动越好，不要羞羞答答，不承认错又不认错。肃反的结论也可考虑收回，不要装在青年档案中。

必须放。不能又放又收。……有人说，“不止毒草，毒蛇也出来了。”毒蛇也让他出来，毒蛇也不怕，什么也不怕。

从毛、彭、刘的上述讲话中可以看来，他们起初确是要整风的，而且矛头是对着党内干部，看不出这里面有故意“引蛇出洞” 的图谋。至少也可推知，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和作为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的刘仁这样级别的党的领导人，到4月下旬和5月上旬也还不知道毛泽东另有“阳谋”。

此前，约在5月上旬（9日？）清华党委常委会上还曾传达了彭真另一次讲话，口气稍有不同：

“政治局开了会，认为原定学文件方式整风，现在看来不够。最近党外提了一下（意见），那么多，帮助极大。目前上海、北京真正放了，90%好。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从爱国主义看，好，耿直。如果像现在情形搞（下去），官僚主义等等很难存在下去。

发言中确有少数人反共。右派讲的不管怎样也要登。教育中间分子要用右派去教育。现在马寅初也说话了，说没有党不行。”

下面具体交代了报纸如何报道鸣放中的发言。特别叮嘱“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否则就被动了。”“整风是和风细雨。三反、肃反是敌我问题，思想改造要和风细雨。这是指共产党要执行这一条。但是党外（向我们）提意见则不然，我们要经得起狂风暴雨。”

“整风一方面整自己，改进作风；一方面使群众中右派向我们逐渐靠拢、改造。”“现在斗争比较复杂，一是我们要整风；但也确有另一面，有人想把我们整到资本主义，我看这就有点对抗性。”

随着鸣放的广泛发动和深入，开始出现一些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尖锐的意见，当局对“右派言论”开始警觉起来，但并没有要发动反右大斗争的意思，只是要在群众中孤立他们，教育改造他们，还希望他们“向我们靠拢”。

这里还可以从此前邓小平对清华大学师生的政治思想问题的看法，来印证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态度。195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奉毛泽东的指派来清华大学作关于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专论）的报告。此前，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曾随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及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书记阮铭一道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清华师生在学习“再论”中的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他来校作报告的准备。当我汇报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叫蒋维泓的学生写了“万言书”，赞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铁托在拉普的演说时，小平同志插话说：“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的文章有逻辑思维，文笔也好，这个年轻人有头脑，有才气、你们要好好帮助他，将来是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显然，这时邓对蒋维泓问题还只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是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的，更没有把他当右派，而且还赞赏这个青年学生的才华。我对小平这种宽容和惜才的风格，十分感动。从中南海出来时，蒋南翔还对我们说了一句：“看来中央对基层群众情况还是很了解的。” 大家对小平很体察下情，颇感欣慰。蒋当时对学生中的混乱思想是有些不放心的，听了小平的谈话，也感到有底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也并不知道、也不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有什么“阳谋” 。（可是，后来反右时蒋维泓却没有逃过划右派的命运，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多年。在文革中又再次被专政，最后在建工部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劳改时出走，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57年1月12日晚上，邓小平来清华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了5个小时，报告共分五点：(1）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2)关于制度问题；(3)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4)关于苏联问题；(5)艰苦奋斗问题。主要是总结了苏共的教训和中共的对策，批评了党内一些不正之风，力图澄清师生的一些疑问和错误思想，还比较实事求是和深入。报告一直讲到晚上12点，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后来在文革后期“批邓” 时，有位紧跟“江青在清华的两条走狗——迟群、谢静宜”的清华原党委副书记胡某，却批判邓的这个报告是“狂热地鼓吹修正主义” 。

清华大学还有一个机械系焊接专业的学生武天保，也不知谁汇报说他公然扬言要杀几千几万人（后来证明有误传），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他，但又说：“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枪，你怕他干什么?” 认为不要把他开除，要留下当“反面教员”。毛这句话，倒使他在反右中幸免追究。这也可以说，即使毛泽东在起初也并没有要在学生中划右派，扩大打击面。

2、整风意在敲打异己

以上所述关于整风以防腐，可说是党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但不排除毛泽东对整风还另有其他目的。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异己、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理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毛主席在社论最后送他审阅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一年半，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批评薄一波的“右倾” 。此外还批评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薛迅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等高级干部反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说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

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更使他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指在毛百年后作“秘密报告”。见夏衍在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发言，载当时会议所发中央国家机关第12组第14号简报。）在上述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还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而现今 “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指私送情报给苏共）。他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在握，他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至迫使周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39、555页。）又在同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上纲批评“反冒进”的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410页。）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就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谋算，因“右派” （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 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反而矛头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 、“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 ，“老和尚” 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何况党内很多中高级干部也反对大鸣大放（详后），他怕失去广大干部的支持，就赶忙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变 “放” 为“收” ，大肆反右！原拟借党内整风来整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打算就推后了。（但是，党内中基层干部中借整风来排除异己，公报私仇，则大有人在。）

二、对大鸣大放阶段的历史评价

对整风反右，我认为需要分两个阶段和两类对象来分析。

所谓两个阶段，是指鸣放阶段和反右阶段；两种对象：一是民主党派中所谓“右翼”人士，二是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精英。这两阶段和两种对象是应加区别看待的。

（一）“大鸣大放”是一场人民民主的宪政运动

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来审视和评价，单就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阶段而言，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教师思想改造、批胡风、机关学校内部肃反等运动中受到冤屈、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而在一部分人士中积累的不满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压抑人们的初次思想解放的尝试。

据官方统计，5 月2日至5 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2345条意见、建议。意见也越来越直击要害。

清华大学师生鸣放的内容
前面提到的建筑系学生蒋维泓上书党中央（1956年9月16日给党的“八大”的信），认为“我们党组织强调领导，强调集中，强调计划，是军事时期过时的管理方法”，认为这种“过时的东西”妨碍着人民创造性地发挥。他要求在公有制度下实行公产民办企业，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自由竞争；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提倡个性自由，在艺术作品中“把人民的自发的好强提高到首位”；在组织上机构上把统一的组织机构化为许多性情相投的人结合起来的小单位，在人事分配上可以自由选择自行推荐，不要统一分配。他认为目前是和平时期，军事机构不应占有优越的地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党“扩大民主”和“团结性”，要求用自报公议的方法来挑选党的积极分子。（转引自《清华大学反右大事记》）。现在不难评断，蒋维泓的这些意见是切中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日益彰显的弊病。
到1957年5、6月间整风鸣放期间，清华学生中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学校领导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问题，如批评1952年学苏搞院系调整，使清华沦为单纯工科大学，要求实行“理工合校”；对党的干部作风不满，贴大字报要求团委书记；反对党委领导干部享有特权，要求取消对他们的“优待证”，……等等。属于政治性的则有 “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报《庶民报》，批评在学生中搞肃反，侵犯人权，其中有云：“清华党委是如此找敌人，残忍呀残忍，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必须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其杂文《神、鬼、人》中说：“人之所以敬神（隐喻共产党）是因为神能给人带来吉祥。……畏鬼情有可原，但畏神却令人费解！”表示“愿：人里不再出‘神’，而‘神’永在人间。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还有的大字报要求“还政于民” 、为胡风翻案；……等等。这些言论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实则都是公民言论自由，而且反映了人民的民主要求。

在教授中，经反复动员鸣放，所提出的批评建议，大多是教育方针和体制、党群关系问题。如无线电系教授常迵（他此前还是靠拢党的进步教授）说，党群之间有道墙，虽不是铜墙铁壁，却是篱笆墙，隔篱相望，就是走不到一块。墙的筑成，主要是党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表现在只信任党员，不信任非党员。（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1957年5月22日第184期）物理系一位教授何成钧批评校领导，说“毛主席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园”。至于政治方面，则多集中在肃反中的侵犯人权问题，物理教研组被错批斗的教师诉说肃反中 “完全失去人权，把喝水的杯子、香烟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只能忍气吞声。我曾准备跳楼自杀，但我想，要死只需要几秒钟的勇气，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气。我要活下去，看他们是否代表真理。” 他们批评校党委主持的肃反是违反宪法，肃反案件应该交法院审理。他们还举出1954宪法第8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为自己和他人在肃反中所受冤屈辩护。（见1957年6月3日第190期《新清华》报道。）这表明当时教师具备相当的宪法意识和人权观念。而党中央及基层干部则为了搞所谓的阶级斗争，而不顾刚通过才3年的宪法。

此外，物理系一位刚“海归”的教授徐璋本，不谙中国“国情”和政局，误认为中国有像美国一样的言论自由，大胆提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民的指导思想，要实行多党制民主，这种思想言论在国内头脑“正常”的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反右初即被作为“反革命”予以逮捕，关入监狱。

北大、人大学生的鸣放在民主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上比清华要高很多。已有许多文章专题论述，这里不赘。

法学界法律界的鸣放。
这是值得特别加以反思的。我在1998年主编了一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其中一部分是以访谈录的方式请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学者回忆当年的情况。使我得出两点感慨：一是在反右中，法律界、法学界是一个重灾区，是对法文化和法学者的一次大扫荡；二是政法界法学界的“右派言论” 实际上是针对执政党轻视和践踏人权、民主和法制而发出的法治呼吁和启蒙，可是却因“早说了40年”而横遭摧残。

政法干部与法学者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是惊人的。司法界、法学界几乎一半以上打成右派，律师几乎全军覆没。象上海第二中级法院民庭20人中，划为右派的有8人，占40%。有的学校法律系的老教授几乎“一网打尽”。象钱端升、王铁崖、韩德培、梅汝敖等堪称中国“法学泰斗”的老一辈法学家，几乎无一幸免。当年还是年轻教师、现在是我国的资深法学教授，如沈宗灵、江平、吴家麟、马克昌……等许多人，也难逃劫难。其实，法学界受批判的“右派言论”，大都是近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常识性的原则、规则、观点、概念，乃至通用的法学名词，有的还是三年前刚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有继承性，则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主张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实行法治，不能以党代政，反对“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为“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著名的老法学家杨兆龙教授因为提出要“及时立法”，制定法典，也被斥之为“旧法观点”或国民党的“立法观点”，是“企图把那些象他自己一样的‘老法学家’，拉进立法部门，从而篡夺党在立法工作中的领导权，以便从根本上推翻人民法制，而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见前引“实录”第99页)。他主张法律应当体现社会正义，要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原则，也被质问：这些所谓的正义“究竟是便利谁，对付谁?是什么用心?”这位曾经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柏林大学博士后，解放前担任过多所著名大学教授、法学院长，并曾在上海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律师和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证调查室主任的正派老专家学者，在肃反中就因他曾在国民党司法界任要职，解放后留在大陆不走，竟怀疑他是“潜伏特务” ！反右中他因上述言论被打成右派。1963年又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1971年判处无期徒刑，终于冤死狱中。另一位政法界的名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协会上提出了必须“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内容。我们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这是最早最完整地阐明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与现今的提法几乎完全一致，却被诬指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结果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也病死狱中，弥留之际还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见“实录”第83－84页)

以上只是法律界、法学界在1957年所遭摧残之一斑，也可略见当时主其事者对法治是多么无知和蒙瞳；更反映了法学界人士在鸣放中的民主与正义呼声。在我主编那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时，读到当年的受难者与知情人一篇篇用血和泪写出的文字，不能不为之唏嘘叹息!一位资深的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在寄来思忆文稿时，还附上1957 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所谓“右派”言论全文的复印件。我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若不是上面印有该报当年出版日期，完全可以误认为是40年后的今天写的。字字玑珠，可圈可点，在现今已是法律常识，但早说了40年却是反动言论!历史的“误会”竟致如此!难怪有的年轻人读了当年由法律出版社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学界右派言论集》，觉得要是当年共产党认真听取了这些“右派”言论，我们早已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了。可以说，不待文化大革命的到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早已革了“法文化”的命。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3．民主党派人士的鸣放。他们的民主诉求更高于一般知识分子。批评“党天下”，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 ，甚至要求“轮流坐庄” 等等挑战毛泽东及共产党的领导权威的言论都出来了，这种不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出乎他的意外的态势，大大刺激毛的神经。正如章伯钧在一次鸣放会上的发言说的：“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见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此时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毛泽东感到如此意外，但作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和中国历史上最有权谋的策略大师，并不像章伯钧预料的那样“进退失措”，而是来一个紧急刹车，和180度大转盘，不惜背弃“言者无罪”的诺言，号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

反右是毛泽东恐惧和镇压民主派知识分子的继续。毛出身农民，他领导的实质上也是一场农民革命。因而不排除他潜意识中存在“李自成情结”：一有李自成的前车之鉴，怕干部腐败而失去江山，故而要整风；二怕知识分子造反，被夺走江山，所以要反右。他说过：秦始皇坑儒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 。所以，反右导致伤害55万无辜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反右也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开端，即他在1957年7月所撰《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所提出的：“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选第5卷第461页）

（二）如何评价人民群众参与整风鸣放的历史意义

1957年的整风，是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却转而反右、走向其原初愿望的反面的政治运动。从人民立场和民主的宪政思想来审视和评价，1957年的大鸣大放，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一次民主宪政的诉求，一次违反其发动者初衷的人民自发性民主运动。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企图摆脱臣民依附地位，走向公民意识的觉醒。大鸣大放中群众对基层党委或仅仅是对党支部和党员个人的批评，固然属于公民对执政党正常的监督权利；即使涉及党的领导权的某些过激言论，由于并非煽动暴力，更未见诸实际动员和组织的行动，从法治原则而言，属于非“立时和现实危险” 的言论，在真正民主的国家是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应当言者无罪。

这个运动以具有社会良知、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执政党的 “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批评监督的客体和有此“三害”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对象。它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冤屈、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而积累的社会不满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压抑人们的一次公然抗争；是在苏共和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的党专政影响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毛泽东称他们是“民主个人主义” ，在建国初期就为文大加批判）为挣脱执政党教条主义思想控制的一次尝试。在鸣放中群众创造的大字报形式，也是继承了解放前学生运动的民主传统，是公民参与政治、突破官方封锁、反对官僚主义统治的一种民主手段。（只是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被官方御用势力接过去，变为打击进步势力的专政工具。）

如鲁迅所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1956年版，第6卷第118页。）对于那些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志士仁人，那些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知识精英来说，在鸣放中挺身而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中行” ，勇敢地站出来发表对国是的主张和对执政党的批评，而沦为“俎上肉”，被打成“右派” 而遭罪，可以视为争取民主自由而付出的“必要的”代价。他们虽然受到镇压而失败，但历史对他们还是公正的。他们高扬的民主自由旗帜和特立独行的崇高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人们不必以“上当受骗”来替他们抱屈。即使鸣放是毛泽东设下的陷阱，他们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坚持真理、赶为民先的精神，出了像林昭、林希翎等民主斗士，她（他）们代表了这场民主斗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是应当“留取丹青照汗青”的。

所以，对于当年的“反右”，我认为不应当只是当作一桩历史“冤案”来看待；对被划为“右派”的人士和青年学生，也不能只停留在把他们作为无辜受冤者给以同情；而应当从历史高度上加以评价：这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

当然，对大多数本来是拥护现行体制的党内外积极分子和普通公民，也因响应党的号召而蒙难的，才真是“上当受骗”，是一场悲剧。

反之，作为反右斗争的“胜利者”的毛泽东，通过反右，重新成功恢复了个人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并把它推向“一个人说了算” 的高峰；但从历史长河看，正是反右的“伟大胜利”，使他更骄横专断，大行“马克思（实质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之道，导致“大跃进”的大失败和文革大革命的大灾难，其被神化的“英明正确” 绝对权威实际上也走向反面。这也许可说是他个人的悲剧。

（三）如何区分“左右”

“右派”一词，本是指党派内部或党派之间相对于“左派”的一个派别，一般都属于内部不同政见的群体。在外国，也有称之为鹰派和鸽派、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毛泽东曾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选5卷428页)其实，敌对阵营中也可以分左中右。1957年6月反右以前，毛泽东也讲过多次右派问题，那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落后派别，或党内相对于教条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派别来对待。即使他在反右前夕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也还是把批判“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当作“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可是不到20天，右派被称为“反动分子”(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5卷431页)。再过一个月，进而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了。(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到处理右派时，不少人更成了“极右”亦即反革命分子，被“充军”边疆或投入监狱。1958年初在“处理右派” 阶段还有所谓“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划右派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决定于执政党的“一推一拉”之间，岂非儿戏? 可见，“右派”这顶帽子是可以任由主其事者出入其罪的。

更可悲的是，以宪法和民主运动的视角辨析，左与右恰恰是被颠倒了。人民群众或公民个人要求民主，反对专制，要求革新政治，维护公民权利，实现言论自由，批评监督执政党和政府，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即使某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主张属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 范畴，但相对于毛泽东自诩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相对于压制和侵犯人权和公民宪法权利而言，真正的右派倒应是后者；而当时所划的“右派” 则应当属于民主派、激进派、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真正的左派。

对此，在1957年反右之前和初始阶段，本人就曾同清华一位党委常委委员辩论过。他硬说那些主张民主的人士是“右派”；我则认为他们应当属于民主派、左派（不打引号的）。后来在反右中就以此批判我是“顽固站在右派立场，连左右都分不清！” （其实这个批评应当还给批判者自己）。在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中，也没有忘了加给我一条罪状：“在党委内部以‘民主派’‘左派’自居，而诬蔑坚持中央鸣放方针的同志是‘右派’‘有顾虑’、‘不虚心’”。(按：清华党委对我的划右决定中罗织我的主要罪状，一是“坚决抗拒暴露右派的方针”，这是指我在兼任校刊《新清华》总编辑时抗拒 “阳谋”，抵制发表设置陷阱、故入人罪的报道，认为“这样做，有失共产党员的良心” ；二是“在反右前夕，蒋南翔同志同其他五位党委副书记一起，找他谈了近四小时，说明中央关于鸣放的方针，而郭却坚持自己的观点，顽固地站在与党委对立的立场。反右初期，情绪抵触”。（见《新清华》1958年2月11日《开除党内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报道和“决定”的油印文本）这是指我在谈话中反对把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定性为 “阶级斗争” ，对开展“反右” 斗争和要划钱伟长、何成钧等清华教授为右派，明确声明“保留意见”，认为他们是爱国的。) 我的这类观点和立场，究竟是“右”还是比较中肯呢？

（四）区别两类对象

反右的锋芒是针对两类人：一类是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一类是广大知识分子中的民主主义精英。在剖析毛泽东的“阳谋” 提出的时间和针对性时，应当对二者略加区别。

根据我亲历的历史事实和知悉的有关资料，我认为，对于民盟的所谓“右翼”，毛泽东倒的确早就谋算加以清扫了。有两个事实可以为证：

1．据现今公开的苏联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就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但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遵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一直不忘要削弱民主党派的势力和影响力。（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根据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公开的秘密档案。）

2．另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即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当时还是毕业班的学生，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被党委抽调去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组长，提前毕业。我当时负责教务工作，还请中宣部黎澍同志担任清华学委会的顾问，我常去向他汇报请示。起初是正规地平静地学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还请了艾思奇“三进清华园” ，给全校师生讲大课，受到热烈欢迎。但当他批判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 时，哲学系的金岳霖等老教授还同他辩论，说“你今天的演讲句句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气氛相当和谐民主。可是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教师的理论学习就转变为“思想改造”。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在清华，这一运动名义上是由三反运动中成立的 “节约检查委员会”主持(行政负责人即原学委会主任周培源教授)，实际上是由学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具体领导。我被派负责联系文、法、理学院的工作。当时各系动员、组织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帮助”教授“洗澡”。学生抛弃了“尊师重道”的古训，对老师开展群众性的严厉批评，教授们反映：“洗澡水是滚烫的”。

多数教师被迫或半自愿地作了检查，顺利过关。但对社会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则扭住不放。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搞社会学的，在解放前是民主人士，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因为他和罗隆基等人都是英美派的，因而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当异己的势力。当时潘光旦是民盟中央常委会的委员和清华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由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掌握。潘先生在社会系和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3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说他是“铁心皮球”（外圆滑内顽固）。当时我脑子里想，为什么把他搞的那么突出，3次还不让过关？而冯友兰，他曾给蒋介石讲过课，那时被说成是“太师爷”，他不算民主人士（在学问方面是个大师），却一次检讨就过了关（可能他懂得“与时俱进”吧）。

这种对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对待，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根据北京市委指示行事。我到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汇报。我说潘光旦已经在系里和文法学院检讨了三次，还不让他过关，是什么原因？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 当时统战部干部吴维成直接联系我。他后来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我们党中央也担心这股势力强大了，成为一个对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说要对他们敲打敲打。思想改造运动中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 特别是民盟中央 )散发。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笔，这是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决策。如果说，反右早有预谋，以上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的谋算和整潘的做法，就是可说是“阳谋”的序幕。

毛泽东“阳谋”首要对象是民盟，这一点，还可以从反右开始时他在6月8日和6月10日写的两份党内秘密指示看出来。其中他认为，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颇好，民盟、农工最坏；说章伯钧、罗隆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性很大，党（指民主党派）要扩大，政要平权（指同共产党的政权“平起平坐” ），等等。（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主要矛头也是对着民盟和所谓“章罗联盟” 的。

至于对党内外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从本文前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的一些讲话看来，在5月15日毛泽东决定反右 “阳谋”以前，是并未当作整肃的对象看待，而只是要求教育、改造他们，争取他们靠拢党，甚至要吸收他们中有些人入党（如梁思成及钱伟长）。只是由于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放”出了一些大出他意外的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言论，感到危及其绝对权威地位与“舆论一律”的思想政治统治，才大打出手，使反右“扩大化”。

（五）双百方针并非全为“引蛇出洞”。

1．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年到1957年初这段时期，尽管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却如毛泽东的估计，只是“吹皱了一池春水” ，而苏共20大则在中国知识界多少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积极影响。中国大地满园春色，表面上是一片升平胜利景象：毛泽东提前加速推行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接连取得“决定性胜利”，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资本家敲锣打鼓；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报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全国掀起了 “向科学进军” 的热潮；国务院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决议；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作出排除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要求“向自然开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踌躇满志，提出了十大关系的报告，特别是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大讲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的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十分开放。当时我是直接听了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全部原始录音的。我是湖南人，完全能听懂，至今留下的笔记也很详细。“讲话原稿”里根本没有反右运动后补加进去的所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和“六项政治标准”等话语。他后来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页）应当说也有意想在他的开明统治下恩赐人民民主。记得当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袁永熙对我说：看来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在他领导下，开辟一个超越“贞观之治” 的开明盛世。如果再联系国际上正在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党专政，则毛泽东这些“开明”言论，还另有谋划：力图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寻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显示中国党区别于苏共的开明形象，大有趁机取代斯大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的考虑。正如有的老干部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过去他抵制过斯大林，证明是对的，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舍我其谁”；惧的是怕中国党内也出个赫鲁晓夫。（见同上《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讨论会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的发言，中直机关第2组第15期简报；并见其他人发言。）

所以，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和发动大鸣大放只是 “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之说明其中有他对付极少数民主党派“右翼”人士的策略，或许适用；对广大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则并非如此。

可是，党内一些思想保守的高层领导人并不理解也不习惯毛泽东有限度的开放方针，更不会洞察其中有阳谋。他们害怕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据时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就知道，“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人民日报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见胡绩伟：《毛泽东与邓拓之死》，转引自08—02—04春雨博克）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还点名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陈其通、陈沂等4位领导人写文章怀疑“百花齐放”未必能放出“大作品”，反而会放出牛鬼蛇神，从而否定 “双百方针” 的言论。毛批评说：“我看言之过早，还只5个月，如何就能有大作品？……苏联文学报也登了他们此文，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喜欢钟惦霏（指钟写的《电影的锣鼓》，被毛认为是否定电影事业的成就），苏联喜欢教条主义。” （见郭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讲话记录）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很反对毛的双百方针的。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至少两次表示对这个方针的不满，他援引匈牙利事件来警告毛。（据接待伏氏的俄文翻译李超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页。）赫鲁晓夫对毛的双百方针也十分反感，他指示苏联报刊不再报道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内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 （《赫鲁晓夫回忆录》英文版第271页。）

2．毛泽东反对“避免毒草，力争鲜花”

当然，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确包含有要借此暴露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的用心。清华党委1957年4月23日传达陆定一的一次讲话，就强调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避免毒草，力争鲜花’，这句话就是最大的毒草。”群众老说我们压他。群众看不到右派。一放，右派出来，群众看到了，左派就会起来，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群众。避免毒草就会使人思想僵化。右派不讲出来还暴露不出他的面目。

不过，他这里所指的“右派”，我认为还只是前述的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被认为是“右翼” 的人士，还没有延伸到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更排除了青年学生。这有陆定一在1957年5月11日来清华大学在党委常委会上的谈话为证。

我当时作为党委常委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见。开头，在蒋南翔校长向他一一介绍各位常委时，特别提到我这个基层党委宣传部长也是电机系毕业的，他还很感兴趣，因为他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的也是电机系，笑说“那我们是双重同行。”陆定一听完南翔等汇报清华鸣放情况后，说了下面一段话（据我当时的纪录要点）：

我们党，政治可打一百分，军事一百分，教育只30分。

不要怕人骂，我们骂了别人那么多年，他骂一、二句就不行？我们做了一阵秦始皇，不做，阶级消灭不了。

随着建设，有文化革命，要有学问，过去我们没有。政治、军事一百分，经济初步学会，就是文化教育还不行。文化中，文艺还有一支队伍，有力量；其余就没有了。如果长期不懂，就会被消灭。

队伍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青年长大，15年后，熬出个教授来；二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蒋南翔插话：清华有109个教授，其中党员10人。陆问：钱伟长为甚么还没有入党？蒋有点发窘，向陆解释了一下钱的情况。因为他和钱之间有分歧。}

关于整风：闹要闹烂。准备闹事，不可避免，要闹烂才好。湖南三个高中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说如果不让考大学，我们就武装暴动。……要闹就让他闹烂。

左、中、右，左派当权，中间攻，右派更攻。攻得不成样子了，中间派就会来批评了。那时就可以大团结。

教授治校，本质是不要你领导。可以让他提，不要批驳。人民日报对雷海宗（时为南开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文章加编者注（说他的观点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傻瓜。章乃器批评中宣部，报纸也给删去了。

登出来，不驳，要搞得烂了，中间派起来讲话了，这事就有办法了，他们主持正义了。要硬着头皮，沉住气。

由乱到治，一治一乱，这就是辩证法。

不会天下大乱。农民已经走上了合作化以后，他们闹得个鸟！

以上陆定一同清华党委常委的谈话，是在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4天，看来陆虽然已知道毛有利用双百方针来“暴露” 或“放”出“右派”的意图，也并未完全洞悉毛的“阳谋”。因为“暴露右派”早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就反复公开讲过。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27日两次讲话，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鼓动鸣放的意图：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照陆定一上面那段谈话，基本上是按毛泽东这段话的精神转述的。而此时毛心目中要“暴露” “孤立”和打击的“右派”，也不过是梁漱溟、彭—湖、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中的“那一类”居然敢同他分庭抗礼的极少数人。并不包括一般民主人士和著名教授、学生。上引彭、陆、刘的讲话中也如此。他们（彭、陆）还特别叮嘱要发展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让青年熬出个教授来（陆定一），“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彭真）而且，那时只是把“右派”当着人民内部一个异己的政治思想派别或反对派，只企图从政治上把他们暴露后孤立，远没有像后来反右时当作反动派乃至反革命来严打。

3．急提反右“阳谋”在于安怃党内

但是，事情并不完全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

前面说过，他认为，对双百方针，党内高级干部中本来有90%的人不赞成，而整风中动员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和基层的党员干部。我们党自执掌全国政权以来，一些干部以“打天下者坐天下”自居，从毛泽东到我接触的一些中、高级干部，常常一口一声“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的，别想翘尾巴！”抱着恩赐观点，高居群众之上，还从来没有受到群众这么直接的批评、冲击、冒犯这么厉害。广大中上层党政干部当权以来对听取批评意见的民主是很不习惯的。1956年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当时国内外情势的影响，对学校党政领导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尖锐的批评，党委书记蒋南翔在会上作了一些检查。后来他说：“我一辈子也没有作过这种检查！”

1954—55年在机关和学校的批胡风、搞肃反，已经很“左”了，在群众中已积压了不少怨气；平日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也引起群众不满。一到整风 “大鸣大放”的情势下，就释放或爆发出来了。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时，原稿对“毒草”还看得比较轻松，“锄掉它作肥料就是了。” 不想“鸣放”出来的不只是他认定的所谓“毒草”，而被干部视为 “毒蛇”。群众批评的矛头是指向基层干部，而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鸣放则居然直冲着毛泽东，甚至包括张奚若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也直接批评毛“好大喜功，迷信将来” 。鸣放中也有人说，“三害” 的根子“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12页。）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当时清华学生和政治课教师就写大字报要团委书记。这位书记过去很爱训人，现在反过来遭群众的训斥，就非常紧张和反感。有位水利系的副教授在鸣放会上批评一位党委副书记的生活小节问题，并要求在校刊《新清华》上点名发表，其实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却引起这位同志高度紧张，专为此事到我家要求不要照登。当时我担任宣传部长兼校刊总编辑，奉行蒋南翔校长所指示的：校刊对群众鸣放要“有闻必录” 的方针，强调要尊重教师意见，否则会影响鸣放，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但还是多少照顾他的脸面，在报道中删去了他的名字。他仍深为不满，后来反右时他成了积极的打手，并在他拟定的开除我党籍的决定中，列出一条罪状：“在校刊《新清华》报道中为右派分子掩过饰非，而右派对党的干部的恶毒攻击则要点名登载。”，可谓报了“一箭之仇” 。按“决定”中这句话的逻辑，校刊登载对党委干部的批评是“恶毒攻击”，不登（不暴露）则是“掩过饰非”，这种自相矛盾的罪状，充分反映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传统手法。

还有一些大字报要求取消党委书记们的特权（如有优待证，看病、理发优先），我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一条我们完全可以立即整改，取消优待证。但一位党委副书记却坚决反对，批评我不懂事，拍桌子骂群众是“借题发挥，企图借此打开一个缺口，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干部则私下埋怨、甚至骂毛主席不了解基层情况，干部受到群众鸣放的巨大“压力”，受不了了！

据解密的反右档案资料，5月2日到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8250次鸣放会，群众提出372345条意见，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很有怨气，说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来整我们，“我们已经顶不住了！”要毛主席赶快“收”。有的地方鸣放的矛头也冲着省委。如广东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带头搞包产到户，整风中对省委提了十条意见。省委也坐不住了。（《红色纪念碑》第4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反右后省委即对他们进行报复。）当时袁永熙曾告诉我：“现在毛主席收到各地雪片似地飞来的电报，都怕放乱了，想用‘乱’的情况来告急，压毛主席收。”

由整风鸣放转到反右，有多种因素，其中毛泽东怕脱离广大党内干部，怕批评他发动鸣放搞错了，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清誉，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赶快大转弯，说我早就预料到了，是故意“引蛇出洞”，是“阳谋”，以示他早就有神机妙算，洞察一切，以取得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从而消除对他发动鸣放的怨气，挽回广大党员干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和崇拜。

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意在塑造自己是“开明圣主”的形象；那么，“阳谋”之论则在于掩饰其失信于民、也有违全党意志搞鸣放的过错，维护自己“一世英明”的权威。如果说发动群众帮党整风是为防止腐败，坐稳江山；那么，转向反右则是害怕秀才造反，并抚慰干部。因此，可以说，反右是“以攻为守”的策略；而后来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退居二线，则是“以退为进”，让别人去收拾残局，保留其日后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批“形左实右”，发动文革。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令人叹为观止。

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缘由是基于毛泽东的多疑善变、诿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据李锐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见1980年党内讨论若干历史问题决定草案会议第10组第14期简报）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见同上）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手法吗？

当然，毛想利用双百方针暴露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的极少数“右派”，确如前述是早有预谋的。但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正是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的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像储安平等人居然胆敢挑战党的领导权，甚至暗讽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直接触犯“圣上”的尊严和心病，所以非给这些“吃共产党的饭”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还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

据1961年民盟中央公布的内部统计，民盟共划右派5173人，占民盟盟员总数的15%。民盟中央一级共划61人，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委员总数的33.6%.(参见章怡和：《泪祭罗隆基》，转引自五柳村网站2007年4月26日)

至于就清华大学的整风鸣放阶段而言，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及其他领导人，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1957年5月9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年第181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 （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5月17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后2日），清华党委扩大会议，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 “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但此时他也并不知道毛泽东有什么“阳谋”。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来清华，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蒋这才于5月24 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 ，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方针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 （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而置身领导人亲信圈子之外的我，既未蒙“打招呼”，也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公开表示不满和抵制这种“故入人罪” 的策略，而在反右时落得一个“坚决抗拒党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 的罪名。（当然，这也是为了便于向毛泽东交待：清华之所以被批评“放”得不够，是因为清华党委内部出现了像袁永熙和郭道晖等抵制中央“暴露右派”方针的右派分子。）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有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常务副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

对于那些不理解或反对双百方针和鸣放的90%的中央委员，以及省级以下的地方党政官员，对反右的决策则大多数是赞成的。因为“双百”的民主威胁了他们“个人说了算”的传统格局；反右的打压则是维护和巩固各级干部的权势地位的（这与文革只是大树特树毛泽东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而打击、剥夺各级领导干部、“走资派”的权力有很大不同），因而基本上很少有抵触和反对的。党夺取政权后，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打天下者理所当然坐天下”，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理解为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共产党所有，必须听共产党的话，否则就是反党。（其实相反，中国共产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是几乎全部从国库支取的，所以恰恰是共产党吃人民和国家的饭。）那些不得人心、受冲击较大的干部，更觉得你们知识分子吃我们党的饭，居然胆敢批评我们，真是“右派翻天” ！他们闻讯要反右，立即由满怀怨恨转为兴高采烈，如同获得解放，摩拳擦掌，准备反右立功，一泄整风鸣放中受批评冲击之恨。以致彭真也发出警告：“别把尾巴翘得比电线杆还高！”

当然，也有像我这样不识时务，抗拒阳谋、抵制反右的基层干部。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 ，这些都是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虽然也有人在二校门贴反动标语，这是极个别的，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阶级斗争。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可能是片面、偏激的，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对我们的工作或对党员干部个人提意见，至少何还是拥护毛泽东这个“太阳” 的，怎么就是反党呢？说成是反党，我想不通。一位副书记辩驳说：“党组织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怎么会有党组织、党中央？所以，他们是通过反对党员来反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10时辩论到下午2时，午饭也顾不上吃。同我整整谈了4个小时，也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首先是反右。一点声明是：说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是右派，我保留意见。我说，“一二九运动”中钱伟长骑自行车到南京请愿；何成钧是于光远的同学，也是民先队员，解放后他还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认为他们是爱国的（后来在划我为右派的决议上，这句话变成“郭道晖居然赞扬右派是爱国的”。）我还主动表示，既然我还搞不通，不宜继续领导《新清华》工作，请党委另派其他同志。当场南翔决定改由一位副书记直接主管。（好样的）

4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是我被定为“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 的根据。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同毛泽东的阳谋沆瀣一气。

三、导致反右严重罪错的理论根源

导致反右的大劫难，应当说还有更深刻的理论根源。

所谓“两类矛盾论”
长期以来，毛泽东发明的这个理论被抬高为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诚然，人们长期只知有敌我阶级矛盾与斗争，而且错误地认为这个矛盾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越来越尖锐化。斯大林就说过：“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而不承认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强调日后应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并以正确处理这一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原也可说是毛泽东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理论建树。如能按照党的八大所确定的路线与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去贯彻执行，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必将大为改观。

当时在清华党委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原始讲话时，我曾提出“自新中国建立，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胜利完成起，就应当说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 。理由是革命战争已基本结束，反动阶级的残余也已基本消灭，剩下的民族资产阶级解放初期属于“四个朋友”（即国旗上的四颗红星）之一（到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已“消灭” ）。至于大学内部，“解放后我们即取代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学校，即已是人民的大学，学校的统治者是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是知识分子，即使有个别隐藏的特务或历史反革命，也不可能是主导的。所以，清华大学更应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可是在反右批判我时，说这种观点表明郭道晖“近年来受修正主义思想侵蚀很深”。在通过开除我的决定的党支部会上，党委第一副书记说：“郭道晖常自夸能独立思考，思想活跃，但是没有阶级分析观点，去年学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就认为‘现在主要矛盾是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认为学校从解放以来就只有人民内部矛盾，否定阶级斗争；在受到批判后还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不听党的话，就非摔跤不行。” （见同前《新清华》1958年2月11日报道，此处引自该刊原清样）。

但是，使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刚刚讲过要正确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出三个月，就发生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地混淆、颠倒两类矛盾的“反右”事件，把本属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把55万或几百万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敌人、反动派整肃了呢?一些论者大都把这归结为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及对这种形势严重性的过份估量，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两类矛盾” 理论本身是否就存在误区，导致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的重大错失呢?人们很少作这种思考。

社会矛盾是多样复杂的，而且随着革命胜利，人民政权的巩固，阶级斗争退居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日益突出起来，而且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两类矛盾”的理论只是从政治上对社会矛盾的粗略划分，并不能完全覆盖社会矛盾多元的局面。敌我之间，总还存在第三者“友”或中立者。在敌我之间还存在广阔的灰色空间。可能他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拥护社会主义，但他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就不能把他归入“敌人”一边。从法治观点看，政治上两类矛盾的划分，并不能反映与代替法律上不同主体与行为的区别。社会生活中有些矛盾既非敌我性质，也不好简单地以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来概括。如人权、公民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是不分敌我的，不能因为当事人一方是“敌人”，就一概剥夺其应享的人权和民事权利以及诉讼权利。即使是刑事罪犯，也不能简单套用“两类矛盾”来处理，去分清是“反革命强奸犯”，还是“人民内部强奸犯”。杀人犯虽有出于政治谋杀者，更多的是图财害命或情杀、仇杀，后者就不能归入“敌我”矛盾；但也不能说，他把别人杀了，还称他为“人民内部的杀人犯”。法律上的“矛盾”只有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等的区分。所谓的“右派”，其言论是否应受行政处罚还是刑事惩罚，不能以反右后在“正处”一文中添加进去的6条弹性极大、界限模糊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两类矛盾的划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对政治斗争形势作总体估量，有其理论价值；用之于具体划定“右派”并据以判罪，是很难不出偏差、不“扩大化” 的。至于1958年初在“处理右派” 阶段还有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所谓“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划右派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决定于执政党的“一推一拉”之间，岂非儿戏? 可见，“右派”这顶帽子是可以任由主其事者出入其罪的。

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对一些右派只作降职、降薪、劳教等行政处罚，名义上没有剥夺其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所谓给选票和饭票；实际上，戴上“右派” 帽子以后，就永世不得翻身，政治权利事实上全被剥夺，很多人被流放劳改，不少人冤死狱中或饿死荒原。即使摘去了右派帽子。仍然称为“摘帽右派”，在文革中再度受到更残酷的虐待。这种处境直到20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才得改变。

“两类矛盾” 论除了对社会矛盾性质的划分过于简单化绝对化外，对处理矛盾的方法也是简单化，即强调对敌人是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则只能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毛选5卷第371页)这也是对法制及其方法特点的蒙昧。从法治眼光看，对敌“专政”固然是强制性的；对人民内部矛盾，除思想矛盾外，只要涉及民事、行政纠纷，更不用说刑事犯罪，其最终司法处置办法都具有法律强制性的。不是靠民主“说服”、靠思想教育解决，而是给以人身或财产的制裁，甚至即使属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却罪可处死。

或许正因为误把民主的说服的方法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标志；因而，反过来，凡需给以强制性的制裁的，或矛盾激化而采取对抗形式的，就归属于敌我矛盾了。以致长期以来，把凡是具有异见或过激思想行为的人，以及凡是罪犯，都当作“敌人” 。直到以拨乱反正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只是提出“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是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和平时期，敌我界线本就难分，也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敌人（如解放初期遗留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任何人非经法院审判，不能擅自认定是罪犯，更何谈是否敌人。把社会矛盾简单化为敌我“非此即彼”的政治上两类，又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正是导致反右无限地、绝对地“扩大化”的理论根源。

（二）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党的八大决议和毛泽东“两类矛盾论”的原始讲话本来都扬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强调国内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可是为了给反右制造理论根据，毛泽东在1957年7月反右高潮中正式发表的这个讲话全文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却添加了阶级斗争的说辞，宣称“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毛选第5卷第389页） “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选第5卷第417页）

这些论断就成为反右派运动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是善于借阶级斗争理论来压制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的。他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所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一概冠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把在运动中善意地对党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而把“右派分子” 界定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毛选第5卷第438页），把维护党的政治特权、领袖专政而镇压知识分子的违宪行为，说成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封建专制的统治者镇压民主知识分子阶层的斗争）；在经济上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为了搞反右派斗争，又把它说成是 “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构成了反右派和其他政治运动以及一切文化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本来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而在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以后，按恩格斯的理论，应是使阶级斗争缓和。他指出，国家之产生，就是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的力量，“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转见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使阶级斗争缓和，而且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经济基础已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还要把阶级斗争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里”，使之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以便打击和镇压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

按马克思的理论，阶级斗争只是指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任何非对立阶级间的矛盾冲突，都不能归结为阶级斗争；任何非政治性的斗争也不是阶级斗争；即使是对立阶级间个别分子的矛盾，如资本家与工人的经济纠纷，就不都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里的矛盾冲突，更非都是阶级斗争，其中较多的是真理与谬误、先进与保守以及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艺术流派之争。不同阶级意识形态只要不是作为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就不属于阶级斗争。它们既有互相排斥的方面，更有相互借鉴与继承的方面，并非势不两立的阶级斗争。在出现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上并非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斗争，许多都是非阶级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斗争。即使有些制度、思想、理论、概念、命题是先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理论家提出或实行的，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法治、宪政、民主、权力分立与制衡、司法独立……等等，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能将它们说成是“姓资”而加以否弃、批判、讨伐。

可见，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冠以“资产阶级”的贬称，是违反和歪曲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只是借此把几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消除这些有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精英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威胁。此后，凡是要肃清异己势力，毛泽东无不祭起“资产阶级”的帽子，诸如把彭德怀作为 “资产阶级革命同路人”、“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打倒，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为了打倒威胁其绝对权威地位的刘少奇等人，又发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等头衔，加冕于其政治对手，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其实这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极权专制的统治者镇压民主自由知识分子和党内异己势力的权力斗争。

（三）所谓 “反党”

对右派的定性，最后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少数“极右分子” 还被当作“反革命” ）什么算是反党？反对党的缺点错误也是反党吗？批评“党天下”是否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是否就等同于反革命？这些问题是一直未能澄清的。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另一理论渊源。

反右时，几乎凡对党委、党支部提批评性意见的多被批判为“反党”，更不要说批评毛泽东的“党天下”了。

1．对某个党组织或党员干部的批评，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

前述清华物理系一位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批评校党委领导人一手遮天，被批为是严重反党反毛主席，大逆不道。其实他只是批评清华的个别领导人，怎么就是反对整个共产党呢？那位副书记的理论解释是：“党组织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怎么会有党组织、党中央？所以，他们是通过反对党员个人来反党！” 这是把组成政治共同体（政党）的个人和部分的性质，等同于整体的性质，是违反系统论的。正如房屋的性质不能等同于构成房屋的砖瓦性质一样。

批评“党天下”就是反党吗？
可以说，“党天下”理论的最早创立者是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书中说，社会是由群众组成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集团支持的，这样从群众到阶级到政党到一党专政，斯大林更发展为领袖个人的专政。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当时就曾批评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党专政、领袖专政。她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阶级专政，而不是一个政党和集团专政。——这是一种以人民群众最积极地和不受限制地参加政权、以无限民主为基础的最广泛、最公开的阶级专政” ， “这种专政必须是整个阶级的任务，而不能由少数领导者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来把持。——也就是说，它必须通过群众的参与一步一步地进行；它必须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为完全公开的活动所控制；必须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训练机会日益增多的产物。”（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1940年纽约版第52-56页。转引自赖特·米尔斯编《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版。）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曾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解放初期，国家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各部部长副部长中都有民主党派人士，并非一党的“天下”。邓小平早在1941 年就批判“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认为是“‘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它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12页）

储安平等批评“党天下”，无非是反对共产党一党君临天下，高于一切，是有挑战共产党独享执政权的意思。但这同卢森堡、毛泽东、邓小平对党专政的批评，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党天下”也就是“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另一种说法。

问题还在于，批“党天下”还只是一种政见，没有以暴力或煽动暴力推翻政权。

再则，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然的、世袭的，而是要经过人民选举而得到授权的。即使新中国是共产党“打下的天下”，也要经由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建国前夕正式选举，确认和授权共产党的领袖为国家领导人，共产党才在程序上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1954年宪法及以后各次修宪，虽然在序言中肯定了党的领导，但并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必然或当然是执政党。领导党并不必然就是执政党。解放前我们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就并非全国性的执政党。

改革开放后1991年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党的领导权不能等同于国家权力，党中央和地方党委不是高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更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见郭道晖：《权威、权利还是权力-----党与人大的关系的法理思考》，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1期）当时有的人承受不了这种观点，写文章批判我的这些观点，说是反对党的领导。现在后面这句话几乎原样地写入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里边（“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曾庆红在他阐释这个决定的文章中还特地援引了这句话，说它“精辟概括了我们党的历史教训”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也援引这句话加以强调。只因为我早说了11年而被批为“离经叛道”。

我们共产党如果不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不肃清 “以党治国 ” 、“党权高于一切” 的遗毒，不立新功的话，就有亡党的危险，苏共不是从执政党地位下台，成了在野党了吗？国民党不是也被赶下来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四）所谓“右派也有错误”

这是为 “反右扩大化”而强辩的一个理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那场也是“史无前例”的“阳谋”大劫难中 , 说错话、做错事，恐怕谁都难免。何况, 在任何政治运动中, 也总会有个别坏人混杂其间。

问题在于, 从绝大多数人和从总体上考量，有必要分清几点：

1．言论自由就是有说错话的自由；错在反右，不在所谓“右派”言论

反右派运动是建国以来毛泽东和执政党犯下的全国规模的大罪错。不仅对人民、对国家而且对党自身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和后遗症。从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 99.99%以上都已被“改正”了看来，反右显然是反错了。可是，纠正冤假错案时，对“右派”不说“平反”，而说“改正”，是一个有意模糊的概念。它可以误解为 “右派”已改邪归正，初期甚至称之为“改正右派”，如同称“摘帽右派”一样，又给戴上一顶新帽子。明明应是党“改正”了将人民和同志划为右派的错误决定，有些人却把“改正”解释为对右派给予“宽大处理”，并反问道：“难道右派就没有错误吗？”以此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当年被批判的所谓“ 右派”言论, 除了大多数属于无中生有, 捕风捉影, 罗织罪名, 无限上纲，和以对当错, 是非颠倒者外, 说得上是“错误”的, 多是某些批评性言论和意见中有偏激或片面性。如果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利来看, 言论自由本来就是允许有讲错误言论的自由, 否则只能讲某个权威或领导人认为正确的话, 就不叫自由了。何况被认为错误的言论,往往是当时尚不易为人们理解的“ 超前”思想或难于接受的逆耳忠言。大多数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的党内外同志, 都属于后者。

2．两种错误孰轻孰重？

即使 “右派”有错误，比之把自己的同志和人民整成敌人，(不是个别人, 而是55万或317万！) 使之20多年备受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 甚至家破人亡，并且使新中国从此几乎国无宁日, 直到引致一场空前的浩劫, 哪一种错误更大，更可怕, 后果更严重呢？

清华划了571个右派，其中大多数是20来岁的学生，他们一生宝贵的青春从此断送，有的因而在文革中遭到更严酷的迫害致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很多被投入北京草岚子和半步桥等监狱，或流放到黑龙江兴凯湖等劳改农场，或遣送河北清河及北京三余庄等劳改营中度过半生。许多不堪虐待者早已埋骨异乡。学生孙宝琮（前述《庶民报》的主编）因贴小字报反对神化毛泽东，坐牢22年。一个学生姓“党”名“治国”在校刊上发表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反对以党代政的文章（他这个真实姓名还被党委副书记胡某误认为是作者故意用来讽刺 “党天下” 而用的笔名，而质问我这个主编怎么连这点也看不清，大加问罪。）并在清华全校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黄万里（水力学专家，因反对修建造成水害的三门峡水坝而罹罪）两教授的大会上，上台为钱、黄辩护，被定右派，遣送劳改，后升级为反革命，判死刑，侥幸未被执行。印尼回归华侨学生冯国在鸣放时发表演讲，控诉在肃反中对他的迫害，划为右派后在数个劳改营渡过几十年，曾判死刑，因是华侨得免执行。学生张心涛、刘雪峰二人本是身高体壮的小伙子，划右后被发往清河劳改三分场，那里“犯人”多数是清华、北大、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的学生“右派” ，在“大跃进” 的大饥荒中期间，张、刘和其他300余学生右派被迫枵腹春耕，几乎全部在夏季之前饿死。电机系学生陆浩清划右被开除、劳教，遭恋人抛弃，不堪劳改农场虐待而发疯，三次自杀终于成功。（见清华1968级毕业生丁抒写的《阳谋》，转引自周启博：《教育不应是一党私产》，载“天益博客”，2006-8-26 ）物理教研室教授徐璋本因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被捕入狱，死于劳改营。建筑系教授程应铨划右后妻子离婚另嫁，文革中再受折腾，万念俱灰，投清华游泳池自尽。……

至于有的老干部，如本文开头所讲的清华大学两位党委常委之死和前党委书记袁永熙的遭遇，已见一斑。而袁的结发前妻陈莲同志则遭遇更惨。这位蒋介石的政治大秘书陈布雷的女儿，解放前同反动家庭作革命的决裂，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57年因她是团中央的高干（少儿部长），被迫同其革命的伴侣、“右派”丈夫离婚。文革中又因受他丈夫和她父亲的株连，遭残酷批斗，其子女又被迫同她这位被诬为“混入党内的特务”的革命妈妈“划清界限”而“决裂”。她遭此天大的冤屈，举目无亲，孓然一身，走投无路，最终绝望地和自己的人生决裂------在上海跳楼自杀。在这四个“决裂”中，前一决裂需要有多么大的革命大义和勇气；后三个“决裂”，其悲情更是撼天动地！

面对反右导致的这种种悲惨的结局，只要本着社会良知作一下换位思考, 就不致去求全责人，而会反躬自省。更不要说应当从反右运动给党和国家的命运所造成的巨大损害上作反省了。

四、反右的政治与法律责任

反右不只是重大错误，而且是违宪违法的罪行；也不只是某个人或一些人的失误，而是由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执政党和以他为国家主席的政府施行的国家行为，国家及其领导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与法律责任。

从法治观点看，将无罪公民“划”为人民之外的“右派”, 当作敌人或罪犯处理, 剥夺其政治权利, 有的还剥夺其人身权利, 投入监狱, 至少是犯了过失罪, 是要受法律追究的，作为党政领导人，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对受害人进行政治道歉和国家赔偿。

至于那种狂风暴雨的反右大批判，则是在执政党的指使下群众性的诽谤运动(文革中更如此)，从民事权利上说，是对公民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应当陪礼道歉, 恢复名誉，赔偿被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执政党在“改正”划右错误决定后，至今连对被错划的人所作降级或开除等行政处罚而剥夺的原有工资，都未予补偿，其他物质与精神的赔偿就更无从谈起了）。

从程序上说, 不经司法机关审判, 仅由基层党委依据党的内部文件(如《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以“党法”代国法，由党委、党支部决定，就作出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的处罚，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越权行为。至于不许“右派”辩护、申诉，更不许翻案，完全剥夺了这些人的诉讼权利，都是违法侵权行为。20年来都不许甄别，更是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过的。

这里不妨讲讲我的经历。记得1957年7月清华党委批判我的所谓 “右派” 言论，并与前党委书记袁永熙同被点名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发表揭批报道后，7月下旬党委书记蒋南翔和另几位副书记曾找我和周寿昌谈话，当时明确说明我们只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还继续给我们安排了工作。但到1958年2月，全国正式处理右派时，再次找我们谈话。蒋南翔说，现在不得已要划你们为右派，本来想挽回，所以批判你们后仍安排了工作，想看一看（可能既指看我们的态度表现，又是看中央的政策）。说他问过小平同志，这么一大批党内右派，都要开除，将来怎么办呢？邓小平讲：“第一，党员有右派言论的，一律开除出党，哭鼻子也不行。第二，开除以后，将来还可以重新入党。”（记得处理右派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习仲勋同志的谈话，其中公开提到党内右派开除党籍后，改造好了可重新入党。想必也是以邓小平的指示为据。）这就是说，你们两位开除以后，还可以重新入党。现在只有把你们开除，“党委的旗帜才能举得高” ，其意不言自明，实际上是给我们谈一个条件，答应我们还可重新入党，希望我们配合，不使党委为难（隐含的意思是好向上面交代，保住党委。事实上，在鸣放紧张阶段，常委中就有人建议“抛出一个党委干部” ，以缓解群众对党委的巨大压力）。还说党对你们是了解的，过去你们也为党作了许多工作，开除后不会就抛弃你们的，工作上会作出安排。（见我保留的这次谈话记录）

他这样说，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我1958年2月补划为“右派分子” ，才一年多，1959年10月宣布给我摘了帽子。1961年，清华党委就给我办理重新入党的手续，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还派了一位组织部干部赵斌同志来清华和我谈话，意在批准我重新入党。刘仁在解放前是北平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解放初期我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经常到市委汇报工作，他也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反党野心，都是从参加地下党干过来的。但过了不到一个月，蒋南翔传话说：“对不起，我们打了报告给中央了，政治局决定，右派一个也不许甄别，党内右派一律不得重新入党。”看来邓小平原来的许诺，到毛泽东那里不灵了。1978年我通过彭珮云同志（她担任清华地下党总支领导人时是我的战友）向蒋南翔递交我要求平反的申诉信。不久她转达南翔的回话，说碍难办到，“郭道晖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嘛。”这可能是担心给我翻案，引起连锁反应。（他起初是坚决反对给钱伟长和袁永熙“改正”的。）1979年王汉斌同志调我到全国人大新成立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南翔的夫人后来也和我同事，她很善意地向我转达南翔的话说：“57年不是南翔、而是康生要划郭道晖为右派的。”这我可以理解。的确，康生曾插手清华的反右。他曾在当时的公开讲话中点名指斥清华政治课教师“全军覆没”，以致该三个教研组三位主任、党支书和近三分之二的教师被划为“右派”或以“右倾”名义受留党察看等处分。不过，康生怎么知道清华有个郭某人及其“右派言论”呢？我能理解蒋校长当时确有难处。他过去并非极左的人。他在清华多年，也力图对那些干扰正常教育秩序的政治运动有所抵制。早年在延安还曾上书中央对抢救运动表示异议。对清华在蒋南翔主政下竟划了571个右派，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也表示不可理解，有所非议。因为她一贯认为蒋南翔是比较持中的。对钱伟长被划为“右派” ，韦君宜也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话说回来。迄今，执政党对绝大多数“右派”只采取了所谓“改正”措施，而没有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向被错划的公民、党员正式道歉和赔偿。这本是同作为法治国家的政府和作为要“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所应担当的政治责任和应当具备的政德不相符的。

国家是否可能犯错，甚至犯罪？这在历史上理论上曾是有争议的问题。如所谓“君主无过错”。也有所谓共产党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天然为人民服务的。世界历史的实践包括苏联和我国的历史教训，已经打破了这种神话。

国家的罪错要不要由国家承担政治责任和赔偿责任？现代民主的文明的国家已日渐确认因国家行为而产生对社会、对公众、对个人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损害，不仅对直接责任人要追究政治与法律责任，而且国家领导人也要承担国家责任。

承担国家责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责任，由国家领导人进行政治道歉，对外向受损害的国家、对内向受损害的人民道歉，或者辞职；二是法律责任，由国家对受物质或精神损害的人给予经济赔偿。（政治道歉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或精神补偿。）即使政府没有过错，而是为了多数人利益而连带使另一些人或某个人遭受损失，国家也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因为，如果不是出于本人的道德自愿，任何个体在法律上没有为集体利益而牺牲或放弃自身权益的义务。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伦理。

关于承担国家政治责任，二战后一个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勃兰特在上世纪40年代曾是参加抵抗纳粹活动的青年，30年后当了德国总理，却代表德国向被自己的前任杀害的受难者下跪，他说这样做“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涮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承担政治责任的行为，为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开启了良好的范例。此后，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人帮助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96年、97年，南非总统克拉克数次为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7年挪威国王为挪威政府对闪族少数裔民族的压迫道歉。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而道歉。（转引自《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序言》，博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页。）菲律宾后任总统对前任马科斯总统独裁时期镇压人民的罪行，向人民道歉。韩国总统也曾因国内某座桥梁折断死伤不少人而向国人道歉，韩国总理还表示以辞职承担政治责任。至于近年发生在欧美国家的恐怖事件、飓风水灾造成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等等，该国首脑大都承担政府防备、救济不周的政治责任，向人民道歉，有时全国还下半旗为死难者致哀。

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通过决议，向200多年前该两州贩卖人口和实行奴隶制度表示“极为遗憾”，认为此举将有利于采取措施“消除奴隶制度至今对人们的影响”。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的罪行（抓去英国白人家庭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 ）。

即使在我国台湾，马英九在他参加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的“秋祭追思会”上，曾以其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为当年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白色恐怖”，郑重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党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据中新网2005年10月31日报道和龙应台：《国民党的反省》，2005年4月24日）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台湾的党史历史馆长邵铭煌，为上世纪四十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的惨案，代表国民党向其亲属道歉。（见新浪网2006年12月12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报道）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汲取历史教训，检视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革。因为国家责任固然与领导人的个人罪错相连，但也不能只是追究个人责任，而忽视制度的更张。后者才是防止重犯错误的治本之道。再说，勇于承担政治责任，不会损害、反而会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勃兰特的道歉使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明证。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传统还缺乏这种习惯和责任感与勇气。即使偶或有所表示，也言不由衷，表面文章而已。远者如我国古代有些无道昏君在发生天灾人祸时也被迫颁发“罪己诏”，但往往只是害怕“天谴”，或借以愚民的手段，而非对人民负责。又如延安整风后期搞所谓“抢救运动”，伤了很多干部，毛泽东曾脱帽敬礼表示道歉。“大跃进” 饿死几千万人，在后来1962年党内“七千人大会”上，党的领导人刘少奇等也作检讨，毛泽东也表示他作为党的主席要负主要责任。但都只是在党内秘密会议上的一种姿态，不是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因而并没有实际上承担责任，也因而没有真正汲取教训。

倒是原文艺界的掌门人周扬，在文革前有过许多“左”的错误，伤害了许多人；文革结束后他对被侵害的人一一登门道歉，并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作长篇发言，向过去被自己粗暴伤害过的同志赔礼道歉。老作家萧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座位上大声说了一句：“有错误，承认了就好！”引起全场热烈掌声。他经过道歉和反省，也改变了过去“左”的观念，起而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受到广泛的好评。
但遗憾的是，对改革开放前反右等等运动伤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饿死数以千万人计的大灾难，迄今未见党和政府的政治道歉，也不被认为其后继的领导人要承担政治道歉责任或国家赔偿的责任。这些都是有失社会公平和不利于社会和谐的。

过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错为什么还要求其后任者负责？对此，逻辑的理由是：正如一家公司更换了董事长或总经理，继任者不能不负责偿还他的前任所欠下的债务一样。既然是那些罪错是国家行为，就应当承担国家责任，且只要国家的历史延续性继续存在，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后任领导人就不能因前任的离去而推卸国家责任。

当然，就反右运动而言，是毛泽东的权谋及主持其事的最高当局决策错误导致的, 不能归咎于基层负责人，但决定“右派”的人选, 虽有“党法”为据，毋庸讳言，有的单位也是有不便明言的复杂的个人因素介入的。主持反右的基层党政领导人虽可以不负政治、法律责任, 不等于没有任何道义责任。“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都是有教训值得记取的。

值得一提的是， 30多年后，勃兰特的后继领导人、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给纪念碑献花圈，以示道歉时，道出一句肺腑之言：“勃兰特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

行文至此，回顾本文开头所引谭震林的剀切陈词，人们有理由希望和要求，祸殃百万、千万乃至亿万中国人的“空前”历史罪错，也应是“绝后”的。要化解我国历史上和现今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平，除了采取各种经济的和社会保障的诸多措施以外，强化国家责任意识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政治责任意识，并切实承担和落实各项责任措施，补偿受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才能偿清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债务，卸去社会不平造成的包袱，也才能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轻装前进，走向新的未来！

-----初稿于反右59周年（2007年），修订于“处右”50周年（2008年2月）

网友推荐，五柳村2008年6月20日收到。

杨继绳: 永久的墓碑

2008-12-17T18:26:00.000-08:00

——《墓碑_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１９５０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２０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１０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１０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７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１９５９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 “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 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５０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 “ 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１９５０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 “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２０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３０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①[ 1945年8 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②[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③[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427页]。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 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④[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 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 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 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２０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⑤”[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页]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⑥[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饥荒而著称、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⑦ [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 2期(总第69期).]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 ”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１９５６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恩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 ”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恩来差一点丢了官。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⑧ 　[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 －442页]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 ”。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１９５８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 ”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 （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 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 “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１９５８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1]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
[3]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427页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
[5]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页
[6]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7]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69期).
[8]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 冯志轩

2008-05-05T11:24:00.000-07:00

<往事>编者的话：雄文五卷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根据这个二十几岁年轻人“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分析，数十年来扰乱了社会关系，制造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个分析认为，地主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因其落后、反动，必然灭亡；因其剥削、压迫，应该灭亡。于是土改兴，地主亡。土改，顺天时，应民意，历史之伟业，无量之功德——这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耳濡目染的说辞。
其实，土地改革古已有之。历代皇朝为了专制国家社会的安定，保证财税和兵源，都要抑兼并，削豪强，对农民实行分地“均田”；而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尤遇战乱荒岁，大量失却土地的农民也会揭竿而起，实行杀富济贫，“均田免赋”。剥夺剥夺者，封建帝王与古代农民都干过。
而六十年前的那场“土改运动”则兼具了专制朝廷的强权和造反农民的暴力，且手段和过程更加激烈。这一运动虽使大量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对恢复生产、建立新秩序、加速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崩溃起到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撕裂了农村的现实社会，扯断了传统社会伦理的纽带，阻绝了农村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出乎农民意料的是，仅过几年，他们就失去了“土改胜利果实”——据说是他们自愿选择了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交出了土地、农具、牲畜乃至锅碗瓢盆。国家掌控一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土改运动”过去六十年后，这桩“历史伟业”开始被重新审视。冯先生这篇文章教我们领略了“挖财先挖人”、“净身出户”、“刮骨斗争”、“蘸糖葫芦”等令人发指的行径。
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如何？在经济层面，它是传统农耕社会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拥有者、经营者，往往还是耕作能手，很多地主还兼营工商业；在文化层面，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出自这一阶级，近代以来，更衍生出大量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文学艺术家甚至“无产阶级革命家”；论社会角色，地主作为农村社区领袖，协调官民，维持地方，倡办教育与慈善等等。当然，同其他阶级和阶层一样，它也有恶人恶行，如黄世仁、南霸天之类“土豪劣绅”。这与其说是出自阶级本性，不如说是出自人性的阴暗面。所以，穷不等于善，富也不等于恶。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后半期，地主阶级已经开始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土改运动”打断了这一进程。
在暴力土改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土地改革，如孙中山先生曾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得以实践，整个过程和平而安定，除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发展了农村经济，也促进了地主阶级的转型。在中国大陆，多年被反复打压的农民自发创建的“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年代终于取得合法地位，也是一场虽然有限却足可称道的土地改革。
如今，在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侵掠下，许多农民又失去了尚未温热的土地，成为新的贫雇农。新的东家正在崛起，“集体土地”化做实际上的私产。圈地大潮下，政绩赫赫，一片繁荣。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

冯志轩

二十世纪之初，现在的长春市叫宽城子，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城镇。宽城子北边三十余华里，有一个小集镇，现在和过去都叫和龙镇。镇子西边有一户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初从山东逃荒来的人家，姓冯，人称“山东冯家”。因年代久远，又勤于持家，冯家家运亨通，远近闻名。山东逃荒到这里的老乡都知道和龙镇有一家广行善事的“山东冯家”，陆续来投奔落脚，每逢年节总有数十口老乡在冯家吃饭闲居，节后再各自谋生。

这个家族有弟兄四个，生了十几个儿女。弟兄中的老大就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中医，医术高明，名闻遐迩。他尤其擅长针灸疗法，就医者络绎不绝。祖父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号叫“至善堂”，我看见过名章。诊所有三、四间房，十数排中药柜，一排排的抽屉涂着米黄色的亮漆，药名是黑色楷字，药品充足，设施齐备。

在我记忆里，祖父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一米八以上的身材，蓄着很长的白胡须。他很有文化修养，藏书甚多，有木版刻印的《梅花易数》、《算法九章》、《唐诗合解》、小楷书写的应试赋体文集、四书五经和大量的医学专业书籍，如《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精刻插图的《本草纲目》等，此外还有新旧约全书。他信奉基督教，每次请外籍神父来家做弥撒，附近教友都来集会、祈祷。我四、五岁的时候，见到过来我家做弥撒的英国神父，他们言行彬彬有礼，并非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帝国主义特务”。祖父的那些书我也翻着玩，还常到他的药房偷吃桂圆肉。母亲病了我去找爷爷要药。这些陈年往事我都恍惚记得。

祖父个人的身份、职业，若在正常的社会里大概就算是自由职业者。

祖父六个子女，四男二女，我父亲是长子，名天禄，字国藩。按照大家庭的规矩，长子在家守业，其他弟妹们可到社会谋职。我的三位叔叔都在社会供职：二叔在吉林市当校长，约一九四0年去世；三叔能操流利英语同英国人对话，据说在哈尔滨邮政局当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撤到杭州；四叔去了苏联，不知所终。

大家族必定要解体。大约在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家族因衰败而分家了。祖父这一支由长春市和龙镇迁到松花江北肇源县二站镇。肇源县地处黑龙江省西南端，西接内蒙，南邻吉林，以松花江为界。二站镇在县城东三十里处。

名为家族的一支，其实就只有祖父和父亲了。父亲的三个弟弟在外供职，妹妹嫁出。那个时候，家里人有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的哥哥、侄女和尚未出嫁的姐姐等。

迁到江北不久，我异母生的大哥病故，嫂子改嫁。父亲五十多了，老年丧子，也是人生的不幸。心情和身体都令他无力耕作，只好把土地出租给有耕作能力的农户，我家则以租粮维持仅够温饱的生活。那些租地种的农户则有马有车，一九四七年“土改”时都划成“上中农”或“富农”，我家当然成了典型的“地主”。

一九三二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午夜我来到世界上。

儿时，有父母的呵护，姐姐的照应，可谓无忧无虑。家庭启蒙教育中，有时父亲教珠算、“飞归”（珠算中一种简要的算法），有时爷爷教《千家诗》，也念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之类。父亲也教我用古声调吟诗，如儿读泥音，斜读霞音等。

我八岁时由一所临街的住房搬入街北一个院落。这里刚好是镇公所后边，它占地约两千五百平方米，分前后院。三间住房在中间，还有一间东厢房用来储物。前后院都可种蔬菜，如黄瓜、西红柿、土豆等。乡间的小镇，静谧温馨，民风淳朴，生活像小溪的一湾清水，静静地流着，流着，甚至没有一丝涟漪。

在这既是穷乡僻壤又恬静平和、充满田园优雅气氛的小镇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我读小学时，正是祖国焦土抗战年代。然而就局部而言，在我国的东北地区腹地，却是一个和平环境。少年时期的我，不曾闻到硝烟，不曾听到枪声，不曾看到铁和血。我悠然自得地接受着伟大的儒家传统教育，同时也接受着奴化的小学教育。前者根深蒂固，使我嫉恶如仇，刚正率直，重义轻利；后者随时间推移，知识增长，得到清除。

生活平静得像一湖清水，我们学生天天读书而已。

时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祖国光复了。这时我刚读初中（即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一年级。我不知道这一变化的历史意义，只是看到学校把满洲国国旗和日本国旗降下来，随即宣布停课。我们住校学生难得轻松几天。大家听说这叫“八一五光复”，觉得这个词挺新鲜，后来理解是抗战胜利光荣收复失地的意思。

学校在当时形势下，短时间没有希望开课，学生们只好各自回家了。

翌年，春夏之交，镇上突然来了带枪的部队，他们一批一批地走过。听他们相互谈话的口音，有的是山东味儿，有的是山西味儿，有的听不太懂。

“这是由山东、山西、江苏开过来的八路军”，镇上一位年长的人说。

“不，不，老乡！是东北民主联军，我们不是八路军”，走在队伍旁边的中年人向旁观的人们解释说。他操山西口音，挎着一只短枪，显然是一位军官。

“你们看，这是一位长官……奇怪，明明是山西的八路军吗，怎么改名了？”那位长者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县里发了布告，宣告“人民政府”成立。组织教师去培训，学校也开课了。那时，社会上的知识青年都被吸收参加了工作。社会治安状况亦见好转。

我住家的二站镇乃是区政府所在地，开始时叫“区公所”。一九四九年以前，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不知道哪个人是共产党员。对老百姓公开的县政府、区公所，实际就是县党委、区工委行使政府职能。

在中华大地上，政权历来是由枪杆子造出来的，这一次又得到典型的证实：武装部队设置到区一级，即县设民主联军的地方武装大队，区设中队。当时我看到的区中队也就是一个班，因为地处东蒙边缘，所以全是骑兵。据说这支队伍的前身是县里原维持会时期组织的骑马队，队长是蒙古人，姓沙音，那支队伍就叫“沙音骑马队”。共产党组织政府以后，把它改编了，组成县大队。地方政权和治安就依靠这支武装来维持。毕竟是有了政府，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加了。

学校开学后我继续读书。这时我开始知道一些日本的侵华史，如何侵占大连，如何侵占东北三省，日俄战争为什么到中国来打，祖国的历史、地理、版图等等，都知道一些了，也学了英语字母。

中共的政府要组织财政收入，要进行全辖区税务大调查。我们中学生就参加这些社会工作。名为读书，实际上有一半的时间参加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运动”，诸如：三查、诉苦、二五减租、土地改革、发土地证、扩兵宣传、支前等。

其中，以“土地改革”运动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打死人最多。

我国的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是较多的（我的家乡人均达到九亩三分，再往北边更多），所以，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关内山东、河北、河南逃荒的人们都流落到东北，以山东人为最。由于有地广人稀的客观条件，加之气候酷寒，农业只能粗放耕作，一年一熟，有的农家收割小麦后再种一季荞麦。

人少地多，自然形成借助畜力耕作。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又必然出现自耕农。这种农民家庭耕种的土地很多，一般情况是每家有三五匹马，两三个劳动力，车、犁、石辊、石碾等常用工具一应具有。他们一般能耕种三百到四百亩地，大部分是承租他人的，少量是自己的。当时，在农村这些农户耕种的土地占大多数，这样的农户构成了我国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主体，是基本的农业生产力，粮食主要由这些农户提供。

一九四七年北满地区平分土地时，共产党给这样的农家定阶级成分叫富农、“上”中农或“下”中农（是上是下依其贫穷的程度来区分）。这样三类农家似乎应该说是中国式的“家庭农场”——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可惜，十一年以后（一九五八年），中共在农村推行了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报刊上说那时东方地平线上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马克思说的那个共产主义，不详）。中国农民们就这样纷纷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但却是极端贫困化喝“大锅清水汤”的日子，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饱含血泪的“滑稽戏”以饿死几千万人而告结束。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学校例行放了寒假。学生则被编成工作组，组成土改工作队，参加土地调查和“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的社会工作。我也被编在农村土改工作队中。

土地改革就经济内容而言特别简单，特别原始，仅仅是按人头平分土地而已，但是做得很细，分为下面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后又叫刮骨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发土地证。

第一阶段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在东北地区，土地的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每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样子像是大圆规，约一米五高，分开两个腿，两腿间的距离为五市尺，人握住上端用弓的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丈量下去，人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就是用它丈量土地并画出土地图。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做，工作量很大。

我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土地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就近的四个屯子，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因村头有两座庙而名之，我家的五十多垧田地就在这个屯——就是说，我要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第二阶段土地评级。我们用丈量土地的弓逐个地块丈量，记下长宽和方位，画出地块图，计算出每个地块的亩数。然后，再由贫农团的人按土壤状况对每个地块评价，评出地块的等级，并依土壤自然条件好坏，把土地共分为四个等级。

在这些工作中，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的劳作极其满意，所以几个月后当暴行来临之际，我不仅没有被打死，而且没有受皮肉之苦。

甚至到八年之后，我叛变了地主家庭的“革命”行为还救了我，使我躲过成为反革命分子的灾难。那是一九五五年，由于硬造出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从而在全国掀起抓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只有二十二岁的我，成为倒霉的“肃反对象”。我家乡的乡政府给调查我“反革命事实”的人出了证明，肯定我在“土改运动”中积极工作，有过贡献。旅大市沙河口党委只好将此写在对我的《肃反结论书》中，成为证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的“正面因素”。

言归正传。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这一次我再努力工作也无济于事了。我家依靠地租生活，是最典型的“剥削者”，只能定为地主成分。

记得那时划分的阶级成分有六种：地主（经营地主，破落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共六个“阶级”。其中，经营地主是指有农具畜力，自家也有一、二人下地干农活，但主要是靠雇工耕种土地的农户。无土地、无农具、甚至无住处，依靠打零工或常年固定给人打工的农户，则是雇农（东北地区俗称“扛长活”）。

我家本来在镇上居住，因为是地主成分，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就“净身出户”，“扫地出门”，被赶到双庙子屯，全家住在一个小土棚子里。在此一年前，六十三岁的父亲摔坏了腿，成了依靠拐杖走路的残疾人。他是拄着拐杖被净身出户的。

“净身出户”是指被赶出住房的居民，只允许穿着当季的衣服离开自己的家。这个家就再也不是他的家了，直到永远。这在当时是普遍采用的方式，比十九年后“文革”中的抄家还要彻底。
此时，我在校读书并参加“土改”工作队。

第四阶段开始了。运动中流行的口号是：“挖财宝，分土地”，“放手发动群众”，“土地还家”，“农民翻身得解放”.……

土地当然无法隐藏，财宝是可以隐藏的。不少地主家庭把金银首饰都藏匿起来。既然藏匿就得“挖”，于是开始了第四阶段的行动——挖财宝。怎么挖法？“先挖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毒打地主本人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其次是“挖地”，当然要掘地五尺。这次毒打也有创造：先把地主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就像在跳芭蕾舞，人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晃来晃去。对他们的子女则是扒光了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烈抽打。一片嚎叫声、呻吟声撕人心肺！此法果然有效，收获甚丰，绝大部分地主把财富的隐匿地点都招供出来。

我当然不能例外。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时刻，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的成绩得到公认。于是，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他们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接着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招供。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农会的头儿说话了：

“行啦！别打了。他家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那帮打手停下了手中的粗绳头和皮带，不做戏了。

“今天晚上就到这，把他们押回去，明天按他们说的地点去拿东西。”头儿吩咐着。

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背着“套筒子”枪，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套筒子是一种最陈旧型号的步枪，俗名叫“烧火棍”）。通过这次聚敛财产，贫雇农积极分子（其中主要由地痞组成）拿到的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在农会的几个房间里，民兵看守着。当时，把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

我家净身出户在先，家中四口人栖身的小棚子，一进屋就是做饭的锅台，连着锅台是一个小炕——早就是家徒四壁了。无处隐匿任何物品，民兵自然是不来了。这个小棚子是金凤鸣家的，金家被定为富农成分。他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金三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

民兵和农会在加紧深挖浮财的活动，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五、六天过去以后，就是第五阶段：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这才是夺人心魄血腥残忍的暴行，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

我的已成残疾人的父亲成了首选对象。

傍晚，天气阴下来。北风凄厉地刮着，旷野，天地，一片漆黑。

那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富农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已经到深夜了，金家三姐轻轻地敲我家屋门，妈妈起来给她开了门。这时我睡意朦胧，但听见了她们的对话。她管我妈叫老姨，她说：

“老姨，他们定下了！”她没头没脑又慌慌张张很害怕地小声说。

“定下什么啦？”看她的奇怪表情，又不明白她的话，我妈妈反问她。

“他们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她带着伤感的语气依然用很小的声音说（寇当过原政权的村长）。

“啊？什么？打死？”妈妈惊异得不知所措，声音都变了。在这小村的夜静更深时刻，我仿佛听到了妈妈的心脏因恐惧而发出的咚咚声！不，是我的心脏跳动声。妈妈是佛门弟子，在她有生之年没有经过血腥的场面。她显然想象不出来人被活活打死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父亲在响着鼾声。

“他们怎……么……说？”妈妈的声音颤抖着,问金三姐，一边把她拽进屋里。

事情过了五十八年，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然而，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金三姐的伤感语气相互交织着，这一切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妈妈惊魂未定，我早已睡意全消。金三姐说了下面的话：

“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他先说，说县里的什么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得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把……叫什么‘几几豆正的火’（阶级斗争的火）给点着。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他说这是…….什么‘名’……噢，叫‘个名’（革命）。他说，明天打死寇玉铭、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作者注：此人雇农成份，有点文化）插话，说了一句‘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啦，说这是‘个名’（革命），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说县里‘树吉’（书记）就这么定的。没有别的人再敢说什么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那时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

“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燃的小棚子。外面仍然是一片漆黑、死寂，风在飕飕作响。那边名义上的贫雇农实则痞子们的杀人会还在开。

金三姐没有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她自然听不懂也说不明白那些词汇，如书记（树吉）、革命（个名）、鼓动（鼓捣）、阶级斗争（几几豆正）的火等等，但是要活活打死人她听懂了！
刹那间，我脑子变成一片空白，我懵了。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这是一个幽暗恐怖的世界！棚子外面的风，似乎在哀嚎着。

“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我少年的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

父亲也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但脑力还健康。我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自己知道几小时后将要死于野蛮暴行的人，是怎样的思想感情。作为他的亲人，我的精神已经支持不了，我木然的神经不会思考了。

“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自信地以反问的口气说。
“金三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机械地冒出来这一句。

“定了什么？”父亲问我。

“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

“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父亲这次以肯定的口气自信地说。

我年纪小，除文化知识外不懂什么。我相信了。我相信“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心底的铅块，重量似乎轻一些了。父亲对法律熟悉一些，他们老一代人闲聊时，他常提到满洲国时县法院的陆承审如何公平办案，父亲也做过诉讼代理人。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怎么去认识几个月前的净身出户？

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东方天空挂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冬日的太阳惨白而又暗淡，景物也随着人的心绪在改变。

我站在村中的大道旁边往西望去，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去。不一会儿两个民兵已经进院了，他们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

“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说着，两个民兵把我父亲不由分说架上了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

寇家屯是“乡政府”所在地。把这一批地主和他们的家属作为“革命斗争”的对象，集中到一级政府去斗争，大概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革命的，斗争是严肃的！我木然地跟在车后边，猜测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麻木的大脑冒出八个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距离三华里的寇家屯转眼即到。就在村东头离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它血肉模糊，满身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一样，露出殷红的肉，断了的肋骨裸露在外。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我的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凄怆血腥的场面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远记忆！野兽并不可怕，“人兽”，即具备兽性的人才可怕！

现在，当我写这几行字时，回忆着当时的血腥场面，写完后的那一个夜晚我无法入睡。一连几天心绪不佳。

两个民兵有说有笑地走着，就像什么事也未发生一样。我预感到父亲将要被打死。净身出户使我怀疑父亲所说的相信法律，眼前暴尸旷野的事实将使我的预感成为真实事件。

当那位妇女和两个女孩的哭叫声听不见时，我们已经进了“乡政府”的大院。一进房门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地主的家属有十几个人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被血水染红，抽打时粘下来的人皮碎屑，把它们的纹络全给腻住了。

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但它又是一级政府！历史上鲜有这样的事例：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

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烟草味儿。那些用此法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们使自己成了一个简单的杀人工具。人们说，有一种被战争环境和气氛造成的心理变态叫战争歇斯底里，把他们此刻的状态叫“杀人歇斯底里”应该是最准确了。

进屋后我被推上了炕。这一次斗争会刚好和挖财宝那一次相反，那次是打家属给地主看，这次是打死地主给家属看。组织者如此安排，倒也算费尽心机——原来这是用兽性在检验人性！
“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

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到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 撕人心肺。我的心随着每次抽打声在颤抖。
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

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

接着就是暴尸田野。

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活活打死，没有宣布原因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天空变得更加阴暗惨白了，似乎以此吊唁惨死的人们！

傍晚，当妈妈找一个破柜收尸时，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就这样，父亲被“革命”了，时年六十五岁。如果他在天有灵，是不是还坚持认为“人命关天，共产党也得讲法律”呢？！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有点土地就得搭上性命？为什么有点钱就有了罪？

在松花江北广大地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运动中，兽性的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打死一个人，自杀一个人；南小城子屯邢家，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把这些人不论用什么方式弄死，照例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马拉车用的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不用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
在日本统治者把东北变成“稳固治安区”以前，关东地区土匪横行。听年纪大的人说，土匪得不到钱时，它的杀人方法之一就是用马把人活活拖死，若是得到钱是不杀人的。既杀人又要钱，虽土匪亦不为也！

打死了多少？比例如何？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全面的统计数字可能是千古之谜了（据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专家估计：中国土地改革牺牲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人命”）。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照例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小铺子（卖日用杂品的小商店），掌柜的叫马少波，打了他，又游了街，他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数十个烟蒂——他是多么地不愿意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但那时候这个开小店铺的人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联系到二十年后养一只老母鸡都产生“资本主义敌人”，他挨打、游街、被迫致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站镇仅有的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小作坊的俗名），停办了。
我还要提一笔，至今令我伤心不已的是那场大规模疯狂暴行的运动对文化的破坏：所有受到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给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其中，凡叫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当然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这就叫“运动”？这就叫“革命”？是的，革命首先是破坏，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人！因为, “革命领袖”说了，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么，革命理所当然地要杀人了！

流血斗争，刮骨斗争，多么名副其实啊！

记得当时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报》发表过文章，把松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准确地概括为“兽性复发”。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先生。这当然犯了“天条”，从此，萧先生其人其书同其他众多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一样，万劫不复！

“均田亩”是千百年来农民的愿望。从“不患寡，患不均”，“抑制豪强”，直到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都是要改革土地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我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次平分土地，这么个作法，算不算“土地改革”？是不是真正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前面已经说过，东北地区的特点是由中农耕种的土地占绝大多数。平分土地后，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有耕作手段的农户（中农）没有地种，分到土地的农户（贫、雇农）缺少耕作手段。中农的农具、畜力都无例外地被分掉，破坏了耕作手段的完整性。“侵犯中农利益”（见东北局东北地区土改总结）几乎是普遍的，这种耕作手段与土地的分离形成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直到数十年的粮票制，是否与此有关？这一切应该是已有历史的结论了。

一九四七年，我只是一个十五周岁的少年。对于叫做“土地改革”的既流血又刮骨的斗争，除了恐怖以外并无更多的看法。我的思维、语言、思想和知识对于当前的事件不具备认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

童稚时期的教育，使我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一些品质：如主持公平、注重信义、不争不贪……那时我想：共产党处事公平，地主也有一份土地，也给生活出路，无非是使地主参加劳动，不再“剥削”（那时我已学会了这个词儿）。至于分掉我家土地、财产，我也想得开。因为孩提时期父亲就不断地说：“家里这一点土地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要好好念书，到美国或日本去留学，自己学到真本领……”所以，对于土地被平分，对于净身出户，我本来就觉得无所谓，何况胜利后在中学里经过共产党的二年教育，我已认识到不劳而获的可耻。看过以致演过《白毛女》，恨黄世仁，恨世道不公。这都使我能够接受这一切。

但父亲的非正常死亡，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杀人场面，像恶魔一样折磨着我稚弱的心灵。那时我想了很多。

我出生时是满洲国，是傀儡皇帝的臣民，当了十几年亡国奴，又受了奴化教育。但难得的是生活平静！光复了，据说成立了“人民政府”，反而不平静了，说是要革命！我不反革命，我真心拥护革命。可难道用这种残忍的手段鼓动一批人打死另一批人才算革命？革命是不是都这样？若说地主阶级，应该打倒他们，我赞成——莫非打倒就是打死？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想来想去想到，如果父亲年轻时，确实干过为富不仁的事，那么，也该清算他，可就是为富不仁也不会是公然抢劫吧？自古以来抢劫就犯法啊！一转念又想到，为什么未看见宣布都有什么罪状呢？全部过程似乎是为打死而打死，犹如儿戏！若是不打死一定数量的居民难道就不算是革命？

父亲的死使我感到孤独无依，就这样，我和母亲成了孤儿寡母。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在我此后的生命旅程里，诸多倒霉的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比如：“混入革命队伍”被另眼看待，被开除，成为肃反对象，划为“右派”关进监狱，成为“刑事犯”等等，其中概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因——“此人系地主出身，有杀父之仇”也。杀人者不查自己非法的非人道的罪错，反而以此为理由株连他们无辜的后代。实乃典型的强盗逻辑！

在按照一个行政乡至少打死一、两个人的目标实现以后不久，“土改运动”即转入平分浮财和土地的阶段。请读者记住，这种被分配的浮财和土地，当时叫“胜利果实”，下面行文就用这个词。

“胜利果实”是胜利的一方用流血斗争、刮骨斗争手段得来的，来之比较简单容易，但恐怖血腥的事件过去以后，我参加了他们的贫雇农大会。自然由那位姓胡的队长主持开会。他的开场白我记得：

“你们听着，你们是穷人，是贫雇农，共产党领着你们把地主打倒的打倒，打死的打死，你们要感谢共产党。这就寺（是）个名（革命），寺（是）该几都整（阶级斗争）”——听口音是江苏人，他讲得赤裸裸。贫雇农张着嘴仰着头呆呆地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什么是“个名”、“该几都整”——他接着说：

“现在你们胜利了，要把土地浮财分给你们。浮财不要均分，土地要分等级。你们自己商量怎么分……”

贫雇农的组织叫农会，它的头头叫农会主席。他接着向全体贫雇农宣布说，先散会，等待农会商量好办法就给大家分浮财。散会后，农会留下六、七个有点头脑的人商量给贫雇农分“胜利果实”的办法。定下来先分浮财，然后再分土地。分浮财的办法很难想出来，当天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散会时，农会主席也是村长（他叫李芳圃）对我说：

“小冯，你是土改工作队的人，回去想想办法”——我注意到他的和蔼目光——“你文化高，我靠你了”。另一位负责人也示意地看着我。

“行，我考虑一下”，我未加思索地承担下来。

我之所以承担下来，应该说这里多少有一些乡土之情的因素。

为此，我有必要说说农村中的乡土之情。

就主流而言，在农村由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人性的因素交织形成了人和人之间浓重的乡土之情，它不是一年半载用什么别的东西就能破坏得了的。尽管当时的政权宣传黄世仁如何坏，但一个个现实中的人（地主）毕竟没有逼死杨白劳，更没有强奸喜儿。在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下变成仇敌（被利用的痞子当然除外）。
下面的事例就说明了这种情形。

“土改运动”中进行流血斗争时，还有一个花样——“串联斗争”。所谓串联斗争就是在一个区的范围里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即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

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入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有人敲门，来的是农会干部钟义。

“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看着我母亲接着说：

“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

“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

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田野静悄悄，凛冽的寒风呼叫着，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自从参加土改工作队几个月来，我未得一点空闲。苦闷、彷徨、恐怖、时而夹杂一点满足感，占据了我整个心绪。今天借助这个逃难的时间，来到这静谧的空旷的雪原。

母亲常念的一句诗又浮现出来：“又得浮生半日闲”。然而，哪儿会有世外仙境去“寻得桃园好避秦”呢！

我仰望高耸的白杨树迎着寒风，树枝上挂满冰雪傲然而立，看着干枯的树枝依然在寒风中摇曳。它像是我此刻的处境吗？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我在远处看不清什么。事后我才知道，那一天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串联斗争的心理作用是养成为所欲为折磨人的优越感，情绪上鼓舞“斗志”（兽性）。除了这种精神的心理的满足感以外，到别的村串联斗争的贫雇农们得不到一点物质利益——本村的贫雇农对于浮财早已挖地五尺了。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借助于和农会的关系和乡土之情都躲了过去。

再说分浮财。

夫浮财者，人们全部生活用品之谓也！衣食住行所需之物品应有尽有，从吃饭用的竹筷子到箱子柜子大小不齐。

恐怖的血腥事件过后，就开始了第六阶段：分浮财。我已受人之托，当完成承诺之事。我以当时的知识水平，想出一个方法，农会的人同意了。

第三天农会又开会，农会主席叫我说说。

我说，物品又多又杂，只能一样一样定出价钱，计算出总钱数。规定不平均分，就分开等级，比如分四个等级。最贫穷的雇农定一级，次贫穷的定二级，再次贫穷的定三级，把每家都定上等级。给每家按照等级分钱数，再按照先后顺序去选自己想要的物品，选够自己分得的钱数……
“我看这个办法可以”，没等我说完，村长兼农会主席李芳圃高兴地抢着说。

我继续说：“分几个等级，等级之间的差别应该多么大，给谁家定哪一级，怎么定顺序，定物品价钱，这些由农会决定，我管写票。然后，将物品都摆放在院里，每家按票上的钱数选取物品”。

“四个等级有多大差别？”钟义（他是乡农会副主席）像是对会场上的人提问，眼睛又看着我。会场沉默了一会。

“小冯，你认为等级差别多么大合适？”李芳圃直率地问我，此刻，他大概认为是向土改工作队员（而不是地主家子弟）征求意见。

“这个问题得大家商量，等级之间不能差别太大”，我说。

“差别要有多么大，你先说说”，李芳圃仍是直截了当地问我。

“我想每级之间差别为零点二倍左右合适”，我说。

他们大部分人不明白什么是零点二倍。我只好向他们解释，如果分四个等级，那就是一级一点六、二级一点四、三极一点二、四级一点零。如果定为四级的贫农家庭一人分十元，那么，定为一级的雇农家庭一人分十六元。经过我的解释和说明，开会的人都同意我提出的具体办法。那个说话带口音的土改工作队长，从其他乡回来以后，了解这种分浮财的办法又称赞又高兴，带到其他乡去推广。

我们这个乡就按照定下来的这个办法开始工作了。几个自然屯共有六十八家贫雇农，其中最穷的雇农有六家；次穷的雇农二十家；比这二十六家日子过得稍好点的贫农有二十五家；再往后也是十七家贫农，属于贫雇农中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但比下中农要差。前已述及，中农在这次土改中普遍受到程度不同的洗劫，下中农不但分不到“胜利果实”，而且自家的畜力、工具也受到侵犯。

最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整整二十年后，“贫下中农”这个词不仅在生活中和报刊上使用频率最高，同时它还是工农联盟的一翼，其革命性正强，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么二十年的变化是中农变得与贫农为伍！或者说当时的中农变成了后来的贫农。用马克思的话：农民“绝对贫困化”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建设成绩啊！

农会把该做的工作做好了——给贫雇农定等级，给浮财定价钱——我把每家贫雇农应该分到的钱数也计算出来了。自然要选择吉日瓜分“胜利果实”。这一天贫雇农们早早地就来到乡政府大院，等着分东西。“胜利果实”摆得满满一个大院子。

贫雇农按照农会给的顺序号排好了队，一个一个地到我这里领取应分到的钱数，然后，按顺序到院里选自己需要的物品。每件物品上都有价格标签，若是遇到两个人都选中了一件物品，自然调解一下分顺序先后解决。

这一天是每家贫雇农享有“胜利果实”的大喜日子，院落里整天地人声鼎沸，笑语喧哗。当夕阳的余晖被冬日的凉气侵袭殆尽时，堆满物品的院落空空如也——那些日常生活用品被这种特殊形式的抢劫文明地抢走了。

在以后参加工作的数年间，对于这一段经历我还有点自豪之感：“胜利果实”之一的浮财分配，是按照我策划的方法实现的——我爱国，我革命了，我光荣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

自从我想出办法给农民分了地主浮财之后，土改工作队和农会对我的印象极佳。

农民的“胜利果实”有二：浮财与土地。浮财已分完了，现在需要进行第七阶段的事：分土地。
我几个月前的工作成果——丈量并绘制的田亩方位图，就是分土地的依据。

政策是全行政乡土地“打乱平分”。寇家屯乡平均每人九亩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则是每人数量平均，但质量不平均。所谓质量不平均，其内容就是：最穷的雇农要分给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穷的分给次等级的，依此类推。地主、富农、上下中农当然是依次分给土壤不好的土地。在我制成的土地方位图上，每块地边界、长宽弓数、等级都标注得很清楚。

农会决定用三个晚上把土地分下去。头一天晚上，依顺序先由排在前面的雇农、最贫农、次贫农……来选最好的土地。每家选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我随时把每家计算出来的宽度标注在地图上。村西头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约还剩下十五亩左右，农会主席对我说：
“把这一块地留下，先不分了，再来人分别的地块”。

我当然只能照办。以后几天排到中农、富农、地主分土地了。这时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块都是土壤贫瘠的沙地。依次分下去，最后是几家地主分那些次地。等到该我家分地时，农会主席说：

“我们农会决定了，你家该分二十七亩九分地，村西头的十五亩好地分给你，剩下的再分这边的。”
我当时年轻，不懂什么，反正照做就是了。这样，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几乎和贫雇农分到的一样。

土地分配完以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发土地证”，印得花花绿绿，写上姓名、地段、亩数和座落，四周邻居。按照地图上标注的长宽到现场钉木桩子，是为每家的地界桩。

到了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松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算是基本结束。

当“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已经开始了——“扩兵支前运动”。不知为什么，那时不叫参军，也不叫征兵，却叫“扩兵”。

为了战争，必须要大规模扩充军队，找到尽可能多的士兵，以满足前线之需。显然，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于是，由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到了寇家屯乡政府，先给乡政府里人开会，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就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的动员报告。

一九四八年的春节刚刚过去，这一天气候暖和，比往年同期少有。上午十点左右，各屯子的人都来了。县里扩兵工作队带队的人（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从言谈举止判断是一个当兵多年的农民。他的扩兵动员讲话直截了当，我的印象深极了，他说了很长时间，语气有些焦急。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内容，记得是：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他讲了很多很多，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看样子有些词汇农民们根本听不懂。

“什么叫反动派？是一个人吗？是不是地主老财？不是已经打倒了吗？”我听见一个农民对旁边的那一个小声嘀咕。我暗自好笑。

“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那个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

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农民们竟然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难耐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我看出这位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我再看看会场，农民们大部分人低着头，个别的人在小声嘀咕。农民们此刻没有了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

快到中午有些起风，似乎不那么暖和了，抑或是会议气氛所致。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这位队长的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这时又听到了他嘶哑的喊叫声：
“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你们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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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队长不顾失态，他在吼叫着，声调里饱含威胁口气。接着他赤裸地说：

“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
他说得如此直截了当，如此露骨而又真实，没有一点迂回——也是难得的“诚实”！我离讲话的人四米左右，向他望去，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嘴角上因说话的时间长而泛起白沫。
“看来，这位队长恼羞成怒了……”我思索着。
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就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有目标有对象的一家一家地谈。
最后只好宣布暂时散会。告诉他们回家商量一下，工作队到家去谈。后来，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有七个人被“扩兵”了。
“扩兵支前运动”一直持续到春耕开始之前。主要的就是动员农民出人、出钱、出粮，打胜这一次全国范围的夺权战争。
农民们真是万幸，他们“翻身”了，“救星”把他们救出了苦海！

一九五零年，我在长春市公安局工作时，看到一本小册子《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总结》。其中，对于一九四七年东北地区，主要是北满土改中发生的暴行，以“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的字样轻轻带过。

再过几年到了一九五五年，上面说话了，说农村来了“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据说农民要求参加“高级生产合作社”……土地归社所有。再转为“国有”——据说那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是后话。

作者简介：
冯志轩，1932年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1947年参加松花江北地区本县本乡土改工作队。1949年2月考入长春市公安干部学校，实务训练后，在长春市公安局工作。因“散布反动言论”被开除公职（1981年由长春市公安局撤销处分）。1952年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1953年调入部属大连第十九厂。1955年又因言论成为“肃反对象”批判斗争四个多月。1956年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1957年整风中因“党应该健全法制，以法治国，不要搞运动”等言论，成为“极右分子”，1958年2月被关入北京一监，其后关押劳改22年，1979年8月从河北省第一监狱放出来，平反后，回机械部工作。1993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