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U Philanthropy forum法鼓大學籌備處公益論壇

陳健民﹕失落的沙龍文化（二） 2008年3月31日

2008-05-09T13:21:00.002+08:00

民主漸入常態理性力量抬頭

台灣的民主已漸漸步入常態，應該是理性力量抬頭的時刻。雖然民進黨的動員晚會的入口處，還有供群眾上香的民主先烈靈位、民進黨在台上仍然重複憶述威權時代的苦難、許信良更求神拜佛並以性命擔保謝長廷一定能守護台灣，群眾在亢奮之後，仍是要回歸到平靜而略帶蕭條的生活中。

參加完動員晚會後我和友人在路邊小店吃夜消，未幾，剛才在台上邊rap邊跳的台灣新聞局長帶幾位親信坐在鄰吃稀飯。頃刻，一大隊身穿國民黨衣的客人亦進到店內，坐在綠營身旁。為了避免挑釁，雙方都壓下嗓子談話，平和暢快地吃稀飯，這小店頓時間成為藍、綠和中間力量以最溫柔敦厚方式並存的空間。

過去十多年，台灣公共知識分子不單無力抗衡撕裂族群的「歸邊政治」，反而捲入其中，變成非藍即綠。李遠哲等學者在過去三次大選都為民進黨押上自己的清譽，有沒有同時盡上言責，監督政府？依附在國民黨內等待再次執政的學者，有沒有鞭策在野黨銳意改革，走進群眾當中？標榜中立的知識分子，有沒有形成清流，築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引領台灣走向理性的社會？

德國社會思想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認為民主不單是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方式，我們應先在群體中尋求共識，或者所謂「公論」，直至無法達成才進行表決。而尋求共識的方法，是要建構一個公共領域，讓參與對話的人不分地位身分，都有平等機會闡述觀點，以理服眾。哈巴瑪斯強調不同學科的人都應該超越自身狹隘的視野，參照其他領域的觀點，這種開放思維必須建基於一種自省的能力，也是民主和理性社會的基礎。哈伯瑪斯指出在17、18世紀間，法國的沙龍、英國的咖啡館、德國的茶會和當時流行的文學通訊，都是文人雅士議論時弊之所。

哈伯瑪斯的觀點對當代公民社會的發展影響重大，但亦有人批評他美化當年歐洲的公共領域，譬如說他無視當時婦女無法參與討論的事實。但這次在台灣看到中譯的《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一書，便發現這評語並不準確。也許17世紀英國咖啡館和俱樂部，以及不少德國知識分子團體和文學茶會都是男士的世界，但法國的沙龍無一例外都是由一群機靈而富有品味的女性所主持。女性在她的私人世界中開拓一個空間，鼓吹溫文爾雅的言談，貴族市民不分身分地對話。女性透個沙龍走進文學、社會以至政治的世界。在帶點曖昧的兩性對談中，女性獲得了獨立自主的身分，而男性在這種溫馨平和的氛圍下，慎於修辭，以理服眾，不知不覺間為歐洲開拓了一片公共領域。

可惜現代女性忙於投入職場以追逐其獨立自主的身分，人們急促的生活節奏正在扼殺閒逸的空間，未經深入討論而進行的民調，在媒體編輯部製造出來的輿論和社會崇尚專業化而低貶跨越科際的通識能力，都令沙龍文化日漸失落。香港是這種躁動文化的典型，但觀乎台灣的書室、茶館和咖啡店仍有生存空間，理應有其文化底蘊，在劇烈的政治拉鋸落幕後，開拓一片沙龍，讓過去分歧沉澱，用理性的方式為台灣尋出路。

李登輝、連戰、宋楚瑜、陳水扁、謝長廷……這些大男人已經把台灣的政治弄得紛紛亂亂。不單像蔡英文、蕭美琴等女性要在政壇中帶來新景象，更期盼在民間中女性能夠以其溫婉的力量，淨化政治話語，以助建構公共領域。如此說來，帶點娘娘腔的馬英九，不失對台灣重建政治秩序有所貢獻！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學者輪流執筆，周一刊出

陳健民﹕失落的沙龍文化（一） 2008年3月31日

2008-05-07T11:24:00.002+08:00

【明報專訊】台灣總統選舉受到華人世界的重視，在台北動員大會的現場就能感受到。在國民黨的宣傳攤位外，我就碰到一位香港朋友獨個兒在看臉上塗上青天白日旗的老太太在派發單張；在民進黨的晚會上，蕭美琴聲淚俱下地牽動群眾情緒，我卻收到在場的香港朋友傳來短訊說聽不懂台語。如果不是中國政府不願太多人在此敏感時刻到台觀選，相信情會更熱鬧。原本與我同行的一位北大教授便是因為被攔在國門之內，在電郵中連連感嘆，錯失世紀盛事。

研究指台民主化與日韓齊名

研究民主化的學者亦覺得台灣民主化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Freedom House近年評價台灣的公民權利為最高的1分(最低是7分)，政治權利為2分(中國大陸只有6與7分)，在亞洲與日本和韓國 (南韓)齊名成為最民主的社會。Lawrence Whitehead認為台灣民主化與近30年的「第三波」民主化歷程相異之處，在於其身處的外部環境。蘇聯的變革為許多東歐國家民主化提供空間，但台灣卻要面對一個超穩定的大陸專制政權，當年「黨外」的生成亦非得到美國扶植。東歐和拉丁美洲國家因為鄰國民主化的「混雪球效應」而捲進其中，但台灣在華人世界中(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卻是民主的孤島。台灣的殖民歷史和非殖過程，並未像許多戰後新興國家般可承傳宗主國的民主，換來的只是城市的悲情。亞洲的跨國組織(如東盟)亦沒有像歐盟般有明確的民主信念，成為整固區內民主的力量。這樣說來，台灣的民主動力主要是由本土孕育而出，在極度艱險的外部環境中掙扎長成。

好像大選前一個下午，一批台北學者朋友就相約在「藤居」聚首暢談選情(下圖)。這所茶室坐落在鬧市中一條幽靜的小巷，一一椅古意盎然，女主人一身樸素衣服，帶著茶香穿插在客人當中。原來藤居前身便是「紫藤廬」，是當年黨外人士慷慨激昂、月旦政事的落腳點。那個下午，朋友們或戲言這次大選是「沒落的貴族和解放的農奴」的戰爭，亦有出示最新(卻不能公布)的民調數據，分析「一中市場」和「西藏問題」如何為民進黨「逆轉勝」提供機遇。這批朋友不少曾是綠營的支持者，如今都掛上淺藍色，只恨民進黨爛得太快，國民黨更新太慢。那個下午，雖然沒有電視上藍綠名嘴的滔滔雄辯，在儒雅和理性的氛圍中，我卻看到台灣公民社會的新氣象。（待續）

大學如何促進公民社會?（二）

2008-04-17T10:21:00.002+08:00

第四是作為公共領域推動思辯型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哈伯瑪斯在他的《邁向理性社會》一書談到大學是實踐民主的最佳場所，並應樹立模範影響整個社會。民主不單是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方式，我們應先在群體中尋求共識，直至無法達成才進行表決。而尋求共識的方法，是要讓參與對話的人不分地位身分，都有平等機會闡述觀點，以理服眾。哈巴瑪斯強調不同學科的人都應該超越自身狹隘的視野，參照其他領域的觀點，這種開放思維必須建基於一種自省的能力，而這正是大學須要提倡的精神，也是民主和理性社會的基礎。

最後是培養公民素養（civility）。Edward Shils認為 civility包括公德和寬容精神，特別是尊重敵對方說話的權利。只有在這種寬容精神之下，公民社會才能讓多元的利益、價值和生活方式和平共存。大學的博雅教育/通識教育對培育這種寬容精神貢獻重大。博雅教育強調的批判精神不單反對盲目崇拜權威，還強調自省精神，超越狹隘的視野。從最早實行博雅教育的維珍利亞大學、柏林大學到香港中文大學，這種學風一直孕育人才在公民社會與傳媒中作出貢獻。但自從大學學制四改三並貫徹新學制背後的工利思維，這種自由學風已蕩然無存。

大學要肩負建設公民社會的使命，必須確保自由學風、促進社會關懷和提倡寬容精神。但今天大學漸漸淪為職業訓練場地、學科發展日趨專精、競逐資源和排名令大學日益工利，重視專門論文發表輕視人文素質的培養。大學治理以行政主導為傲，等級深嚴，缺乏平等對話的氛圍，何以推動思辯式的民主? 前哈佛大學本科部主任Harry R. Lewis概嘆當前的著名大學都是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誰曉得這種發展趨勢亦從根本上損害著公民社會的成長。

大學如何促進公民社會?(一）

2008-04-15T14:57:00.003+08:00

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

台灣法鼓山正在籌備一所以人文關懷為本的法鼓大學。大學下設四個學院, 包括人生與社會科學、環境、藝術與公益。聖嚴大師說法鼓山只會支持而不會控制這所大學。因此，大學雖有佛教背景，但不是佛教大學，參與籌建大學的人士來自四方八面，包括一些天主教組織的負責人，可見其寬宏氣度。

為了探索未來公益學院的方向，法鼓大學籌備處舉辦一連串公益論壇，筆者有幸參與分享對大學如何推動公民社會的看法，提出大學最少可以有五方面的貢獻:

第一是孕育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服務和倡導改革。不少大學均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好像中大的社工隊多年來在窮困地區修橋起路、中大校友會的「小扁擔勵學行動」支持中國貧困農村基礎教育。香港的大學生在70年代推動的中文運動和反貪污運動，更是帶領社會改革。

第二是透過教學與研究支援公民社會發展。美國大學在六十年代便推動透過社會服務來學習的課程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單以1999年計，便有37萬大學生參與其中。港大的Social Innovation Internship便包括派學生到非政府組織 (NGO)短期工作。這些課程不單為NGO提供人力資源，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和組織能力。中大沒有系統性地推動這方面的課程，但如社會學系的暑期實習計劃，每年均派學生到大陸支援麻風病人NGO，除了在與世隔絕的麻風康復村中修橋起路通水溝外，更從事公眾教育，協助康復者融入社會。有部份香港學者亦會為NGO進行研究，以知識推動改變。

第三是作為社會創新的基地，實踐公民社會的理念。今天，連商界亦要談企業社會責任 (CSR)，大學作為一個公共機構就更是責無旁貸了。美國有179所大學簽署協定，會依據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檢查報告進行採購，確保向大學提供物資和服務的公司對勞工和環境有適當保護。在香港，港大規定所有涉及大學公款的飲宴，禁止食用魚翅，以保護瀕臨滅種的鯊魚。中大最近亦想推動「綠色採購」，鼓勵使用循環再用的物資，未知能否落實。除了CSR外，大學亦可為「社會企業」提供實踐的空間。大學有許多商業單位如超市、餐廳、書店等為師生提供服務。由於大學收取的租金較低，應可為社會企業提供更寬鬆的生存空間。中大由女工合作社經營的小食店便是很好的例子。可惜大學高層仍未完全認同這種理念，這類社會企業是否能生存下去仍是一個問號。

作為社會創新基地，大學亦應實踐前沿的治理模式，鼓勵公民參與。近年中大不時有學生與校友反對校園發展犧性自然保育 (斜坡過度修護、擴濶行人路伐樹)，逼令校方修改發展方案並發表整體發展藍圖，諮詢師生校友。該批保育中大的校友學生，亦是在校園外保衞天星和皇后碼頭等歷史文物的中堅分子。從校政到社會，是有機的伸延。(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