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　REVIEW CHINA

未富先老问题凸显人口战略面临转折

2007-01-15T15:00:00.000+08:00

1973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改变中国。从宏观上看，它改变了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从微观上看，它改变了社会每一个细胞的结构，改变了中国人的家庭模式，改变了新一代人的身心成长、精神面貌，从而在最本质上改变了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文章如是说。

　　文章介绍,近日，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中有两个数字最为引人关注：其一，到2020年，20－ 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左右；其二，本世纪40年代后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3亿人。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是底层男性结婚难，将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比例不断提高，给“未富先老”的中国，给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不止以上两个：人口文化素质、劳动技能水平、出生缺陷率、城乡分布、人口流动——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幷且已经威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例如人口素质和人口劳动技能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更为直接的，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连续出现“技能民工荒”；例如人口性别比失调，因此，必须以更迫切的心态、更严正的关注，去面对、去解决。

　　文章称，不久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等机构在北京举行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会议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历经30多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客观总结。

　　中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人口状况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被判断为人口数量问题，因此，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就是控制人口数量，而计划生育政策也被普遍简化误解为“独生子女”政策。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人口状况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复杂。

　　基于上述客观存在的变迁，中国的人口政策也正面临重要转折。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11月30日，由胡锦涛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必须由单纯控制数量为主向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工作方式必须由行政制约为主向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综合施治转变，着重抓好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重点任务。会议中提出的两个“转变”引人注意，它很可能带来1973年以来最重要的人口政策调整。

　　文章认为，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基础。但是，在连续性的基础上，转变更值得关注。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全面改善人口状况转变，这目标是美好而完善的，但是行动也必将是艰难的。例如，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是，在人口寿命普遍延长的客观事实之下，低生育率几乎必然地带来人口老龄化。这一状况刚好与前一阶段的“人口红利”相对应：出生率低，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口少，劳动人口承担的负担小，社会财富得以累计，人们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出生率低，几十年后的劳动人口减少，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多，社会负担明显加重，如果社会财富积累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赡养任务，那便是“未富先老”的社会难题。

　　文章最后强调，一个“综合治理”的政策就是要处理各种矛盾、这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因此，综合治理的人口政策不可能像当初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数量那样快速见效，但是若能以耐心和诚意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若能勇敢地辨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若能够抛开成见抓大放小，那么，一个综合治理的人口政策，也一定可以带来一个人口状况全面改善的效果，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来更深刻、更长远、更值得期待的转变。

崛起的印度是中国的商业伙伴，而非朋友

2007-01-15T14:55:00.000+08:00

尽管有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人最终有可能走向经济冲突，但他们也注意到，在公开场合，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淡化竞争、强调合作。中国和印度谁将成为最有实力的全球经济体？亚洲的这两个经济超级大国占了全球人口的1/3强，很多观察家倾向于把这两个巨人合在一起分析，称之为注定要主导全球 “经济光谱”的未来世界大国，但是，美国《沙漠太阳新闻报》刊载署名莫里斯•R•贝斯克洛斯的文章称，“中印”(Chindia)这个概念证明是一个神话。

　　●目前尚处竞争低潮

　　贝斯克洛斯称，由于两国的人口增长、工业化进程和生产线的扩张促使两国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竞争会日趋激烈，当前聚焦于不同战略的这两个亚洲经济巨人最终可能走向冲突。

　　目前，印度和中国在不同的轨道上进行竞争。中国集中于吸引全球主要日用品的制造商。中国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和设施使在中国基地上进行生产和全球分发成为可能。这使中国在铜、铁和钢制成品方面成为了世界领导。直到最近，中国才进军高科技领域和国际知名品牌，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希望放缓基于廉价劳动力和生产大量日用品的经济增长。而印度从1990年起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并把其作为印度发展出口的一个手段。由于成功地复制了美国的硅谷经验，印度一下子跻身于全球高科技领导之列。按目前的扩张速度，印度注定要成为高科技产品生产、组件和服务的全球领导。

　　由于两国的经济目标完全不同，所以尚在萌芽状态的中印竞争仍然处于低潮，但是变化的环境会迫使这两个相对友好的邻居走向越来越多的对抗。作为人口大国，两国每年都要创造1500万个新工作机会，以便把年轻人纳入到劳动大军当中，这将不可避免地在现有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上产生竞争。

　　●商业伙伴而非朋友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存在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之间的，很可能是一种有序的竞争关系，即便两国都寻求拓展双边合作。

　　美国《华盛顿时报》载文称，中印这种潜藏着的对彼此意图的警惕乃至怀疑时有出现。但在公开场合，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淡化竞争、强调合作。 2006年11月，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承诺两国“在遵循各自国际承诺的同时，促进在核能领域的合作”——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承诺，不太可能付诸行动。

　　对印度来说，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是有意义的，它可致力于通过与美日等国家的战略关系，来缩小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并建构在亚洲的更大稳定和力量均势。而对中国来说，强调合作与其宣扬“和平崛起”的大战略相一致。这两个国家陷入了被一些人视为现代世界史上最旷日持久的领土谈判进程。印度领导人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改善“不可逆转”。　　确实，印度和中国在保持和平的外交关系上有着共同利益，这是两国持续的经济现代化和安全的保证。但是，两国在地缘政治问题上走不到一起。这也解释了“印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何以空洞的原因所在。双方唯一能展示的就是快速增长的贸易。两国双边贸易额已从1990年的2.6 亿美元增至今年的近200亿美元。

　　今天印度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只是两种，即在面对中国时要么选择示弱，要么选择对抗。印度不可能选择这两种方式，而是可在两种极端之间作出多种选择。

　　印度可以通过一种现实的政策来抗衡中国的努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印中仍是商业伙伴而非朋友。不过，没有一方愿意看到彼此间的竞争转为对抗。（来源: 赢周刊）

有关文艺复兴——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

2007-01-12T14:34:00.000+08:00

文章作者：崔卫平
文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u/473d066b0100078z

除旧布新，向拜物教开战

刘军宁先生以“文艺复兴”之名，重申人的尊严，强调作为人类我们的生活不应该维持在摄取食物的水平之上，不应该满足于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和身躯。对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是一个非常中肯和有力的眼光。也许“文艺复兴”这种表述令人感到突然，但我们远远不必拘泥于某个字词，而要通过这个字词，看看作者已经发展出怎样的表述，这个表述还具有那些空间，还可以怎样继续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秋风先生所做的批评，则比较停留于表面上的提法，尤其是忽视了刘军宁先生是如何怎样阐述“个人” 的。刘先生并没有停留在生物学水平的“个人”的状态上，更没有止步于秋风先生所指出的“近乎放纵的个性解放”，而是进一步呼吁有尊严、有思想、清醒而严肃的那样一种“个人”。笔者同意秋风先生所说的“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并且在这两方面都试图做过相关表述，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做一件事情同时，又做另外一件同样是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仅仅关乎个人，都是考虑在社会生活里如何保持个人的自由。在今天，有谁能够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的个人自由即在社会中的自由？

联系我们所处的现实，不能不发现刘军宁先生这个表述的重要意义所在。从批判性方面来说，“文艺复兴”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教会，指向这个管辖人的灵魂、本身却没有灵魂的庞大存在。在教会享尽一切人间和天上的荣耀财富之后，仅仅将贫困和虚空丢给了教堂门口的人们。我们今天有着一种新的宗教崇拜，那就是“拜物教”：一切以“物”的尺度来衡量，只有在物质的层面上才是被允许和被鼓励的，任何东西只有变为物质，变为可见的 “物”的存在与统治，才是具有说服力和令人认可的，所有那些属于人的价值，人的精神生活和感受，包括刘军宁先生所说的“有关人自己的知识”，都被弃之如敝屣。马克思曾经运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语言进行资本主义劳动批判，将这两人当年的句法加以变换一下即是：“要使物质变富，人就必须贫穷；因而物质若是一切，人就应当乌有。”其中的“人”，是指富有人性的存在。

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在“物”的力量面前，表现出那样一种贪婪得近乎无耻的冲动。另外有一个与“物”完全匹配东西便是“权力”，它同样也是一种“物性”力量，因此权力崇拜也是一种物质崇拜。在今天对于权力的无限崇拜也同样俯拾皆是，严重危害了我们民族的机体，侵蚀了民族的道德和尊严。在人们痛恨的种种乌烟瘴气的表现面前，难道不需要一场除旧布新的运动，来荡涤这些污泥浊水，扫除陈规陋习，重申人的价值和尊严吗？至于这个运动叫什么，或者它是否叫“运动”还是别的什么，这些都不重要。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那个我们称为玫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样的芬芳”。其实在当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也只是一个“伪称”。

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

如果允许我来尝试，我宁愿选择“文化现代性”这个现成的字眼，来传达刘军宁先生想要表达的东西，并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范围之内，进一步生发他所提出的问题。

从哈贝马斯那里，我们得知“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这样一组区分的概念。哈贝马斯用“社会现代性”来指称韦伯所理解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即所谓“现代化”的方案上面。在很大程度上，八十年代官方与民间一致追求“现代”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指向“社会现代化”的。

但是在文化现代性面前，却不容出现这样混淆。“文化现代性”的前提是所谓“除魅”，即不再存在一种社会整合力量，它高高在上、不由分说，贯穿支配人们的生活及知识的各个领域。“魅”是就它不容置疑的“力量”和“影响”而言。在文化现代性视野之中，如此不容商量便十足“魅力”的力量不复存在，从此人们各忙各的，每种力量、每个领域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每个人也都需要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不能等待任何权威来加以发放。这并不是说每个人自己必须另搞一套，出现像秋风先生所担心的“放纵的个人主义”，而是说——事关个人，就要由个人出面同意；作为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和规范，也必须借助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协商，而不能由一部分人强加于另外一部分人。

在强制性力量衰落之后，有必要在现代情境之下，提供一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价值理想，而这套理想同时亦能够符合 “自行营造”这个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指出，正是启蒙的理想，响应了这套价值表述的要求。在个人的阅读经验中，我觉得没有比钱先生所列举的这样几点，更为清晰集中地表述了这套价值的核心：

（1）启蒙肯定理性，是因为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至于理性这个概念是否适当的表述了人的自主与反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发展出一套后形上时代的理性概念。

(2)启蒙肯定个人，是因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与追求幸福的最基本单位；至于这种个人是否一定沦为抽象、原子、普遍式的个人，从而忽略了社会脉络与集体身分的主张，也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关于个人之构成的理论是否层次丰富。

(3)启蒙肯定平等，是因为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至于这种道德地位的平等，涵蕴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平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对于「待人为平等的主体」发展出了甚么样的政治理论和资源分配原则。

(4)最后，启蒙肯定多元，因为所谓自主的选择，预设了能够在其间选择、调整的众多选项、也涵蕴着不同的选择与修正结果；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涵蕴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又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甚么样的道德限制。

这套逻辑严谨的表述其实并不复杂，在课堂上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将这几句话背诵下来，因为它们实在说得太好了。于其中，处于起点和中心的都是刘军宁先生所表达的“个人”，但又有所超出，更为完备。实际上，我们喊了多少年的现代社会，但是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想，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能说是人人耳熟能详，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甚至是比较陌生的。近年来人们十分不满于“大片”电影中表述的那些钩心斗角、曲里拐弯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因为构成“大片”的社会正面价值，在我们的环境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和清晰的表述。而将此进一步转换为有迹可寻的一套叙事伦理，更是遥远得很。

审美现代性

在“文化现代性”中，包含和发展着另外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在很多人们看来，它被认为是对于“启蒙”理论的反拨。但是，从我们这个远离现代性的遥远立场上看过去，它们之间的相同要比不同还要更加突出一些。当“文化现代性”强调各个领域必须自主、自我立法，同时也必然包含肯定审美自主性在内。审美自主性意味着决定艺术作品成就的，不在于任何外部力量，不在于是否表达了既定的社会道德观念，甚至不在于是否表现了某种现实。那种认为只有直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与艺术作品的自主要求是相冲突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当下现实的语境，不与当下现实进行有效对话，便缺少一种开放的精神，这样的作品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开启文化现代性的道路上，审美现代性始终承担着冲锋陷阵的角色，发挥着用鲜活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文艺家笔下恣肆汪洋、饱满丰富的人物角色，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或深邃或宏大、或微妙或辽阔、或阴郁或明亮、或微弱或有力量的思想感情，我们凭什么能够了解更加宽阔的人性空间，来关照自己所处的现实和内心？若没有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雪莱、、波德莱尔、陀思托也夫斯基、卡夫卡、里尔克、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没有所有那些在这个星空上闪烁的巨星和较小的星星，我们怎么取得一种自我认识的现代文化？可以断言，没有这些感性的、形象的表述，现代文化便不成为现代文化，说得重一些，缺少它们现代文化便不复存在。

而且在当代，文艺作品仍然保存并继续追求现代价值理想，在一种看似边缘或者“迷狂”的状态之下，保持对于当代社会的清醒、距离和批判的力量，使人们免于在不知不觉当中沦为市侩或者埋头于计算的单面人，机械人，成为各种各样失掉了血色的经济动物、政治动物及学术动物。阿尔多诺将此表达得十分清楚：自律的艺术便有可能站到社会的对立面。那些表面上纯粹的和精心构筑的艺术，是对于人遭到贬低境况的无声抗议。艺术作品看起来偏离社会，但却是对于特定社会的坚决批判。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自苏联的诗人布罗茨基在一种特殊的道德匮乏的情况下，曾经表达过“美学是伦理学之母”的看法。

这就是我对于秋风先生所说的“我们大可不必有太多文艺的情怀”感到震惊的缘故，对于他进一步所说的“政府也曾经大规模地组织民众观赏这类文艺作品”（指“反抗旧家庭、旧婚姻、旧道德、旧习俗的作品”）感到十分愤慨的缘故。我认为在这个表述中，一向追求严肃的秋风先生是不够严肃的，不够中肯的。像柏拉图似的如此敌视文艺，对于一个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显得十分古怪。

终于有一位刘军宁先生意识到文艺作品在打造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当中发挥的作用了。但我希望他并不是拿文艺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途径，不是将文艺祭奠于宪政框架之前，而是将文艺当作文艺自身，是具有自主性的一种人类活动。它不比宪政学的学问高，也不比宪政学的学问低。

人性的锻造与刷新

在我们今天“社会现代化”已经初具规模之后，在我们已经解除了极度的物质匮乏之后，还能做什么？还需要什么？这些话题渐渐浮现出来。不久前北京一家刊物 “SOHO小报”便适时组织了一期讨论。应该说这个问题来得有些迟了。只有在起点上具备的东西，在终点上才能够出现。如果在我们发展“社会现代化”之初就拥有一个能够超出它的视野，今天的情况恐怕不至于如此简陋与粗鄙。当然，任何时候“亡羊补牢”都不会太晚。

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出：在我们进行了一番如此浩瀚的改造世界活动的同时，我们作为人，是否也有可能重新被创造出来？在我们重新安排世界之际，是否也有可能产生一番不同的人性面貌？或者在我们人性小小的范围之内，是否也有一片需要打造的天空？一段需要用双脚才能走完的道路——从这头到那头、从东边日出到西山日落？

打个比方来说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经历。我们都有过谈恋爱的经验。在恋爱的过程中，看山山有情，看水水有意，我们另一份不同人性就在其中不知不觉地生长出来，感到自己更加轻盈纯净，更加敏感灵动，或更加开阔深沉。总之，是我们创造了恋爱，同时恋爱又反过来创造了我们，将我们的人性加以重新刷新。

黑格尔讲过一个小男孩往水里扔石子的故事。闲逛无事的男孩往水里扔了一个小石子，这个小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涟漪，这令小男孩惊诧不已，当他看着不停扩大的水圈，他感到自己力量延伸、体现和证明，水圈是他的一个力量杰作。而同时，当他看着眼前奇异的景象，他眼睛的能力也在生长，他心灵的感受力也在生长，他体内的活力、弹性和韵律也在悄悄生长。也就是说，扔石子这么一个动作，其结果不仅是看得见的一个水圈，而且还有小男孩从中创造出来的新的他自己。这个内在人性的收获是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渗透浮现。

有关锻造和刷新人自己的故事，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丰富精彩的体现。最著名的要算歌德的《浮士德》。在魔鬼的带领和帮助下，老眼昏花的博士博士返老还童，在大世界中沉浮游荡，先后经历了五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爱情、政治、美的活动、科学试验以及劳动创造世界。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世界，造成了某些看得见的业绩，同时另外一个结果也随之产生出来，这就是他本人、他的人性、他的眼光、他的感受。，在经历过政治活动之后与之前，他的眼光和处事能力是不一样的；在经历过移山填海之前与之后，他的力量和人性收获也大不相同。

这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并不是死水一潭，而是随着周围世界的风景和我们的行动，发生相应的变动和变化，它如同流动的活水一般的东西——不仅在于我们过去及今天是什么，而且还在于我们将可能成为什么。而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诸如此类的命题——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世界；关照我们的精神，如同关照我们的物质。

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

事到如今，当我们清点在这个世界上所获得的财富时，是否也可以同时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如何？——我们的理性是否变得更加坚实和精粹？我们的感受是否变得更加敏锐和灵动？我们的心灵是否变得更加正直、勇敢和良善？我们在道德上是否变得更加清晰和富有力量？我们在语言和行为两个方面是否变得更加中肯和忠直？当清晨或者夜晚我们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时，是否对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它没有被消耗、摧毁得全然失掉光彩和内涵？以及我们的身材，它看起来是否没有被各种负担完全压跨、彻底失掉了形状？

我们如今拥有一个对于自己的更高评价还是更低评价？我们对自己是更加满意了还是更加不满意了？在满足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要求之后，我们是否考虑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在接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指令之后，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内心在诉说着什么？是否考虑也许从此之后，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是让内心像一只壁虎似的不声不响地趴在墙上？按照自己地内心去说话，而不是漫天不着边际？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行动，而不是像陀螺一样被他人抽着转动？

并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表达对于他人的善意和敬意？倾听他人意见如同希望他人倾听自己的意见？尊重他人如同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珍爱他人如同希望他人珍爱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仅仅适合表达愤怒和怨恨，而不善于表达理解与爱意？变得擅长与他人之间的进攻与反击、怀疑与猜忌，而不是接纳与包容、信任与支持？我们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使得我们变得恐惧、暴躁、匆忙仓卒，而不是勇敢、宁静、从容镇定？

如前面所说，事关自己，要征得自己的同意。假如不愿意继续下去，可以考虑想点办法，做出一些改变了。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

央行：正关注Q币等网络虚拟货币问题

2007-01-12T13:55:00.000+08:00

中评社香港1月11日电／当前针对互联网上出现的Q币虚拟货币等现象，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李超今天表示，这一新的支付手段有活跃经济的作用，但如果Q币的发展中蕴含着风险，是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

　　“人民银行正在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如果通过虚拟货币的渠道进行洗钱犯罪，央行将坚决打击。”李超在“全国金融知识巡展暨广东金融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所谓网络虚拟货币，是指一些网络公司为方便网民支付服务费用，推出的一种网上虚拟货币，网民可通过网站赠送或优惠支付等手段获得这种“货币”，有的还允许网民用实际货币来购买这种虚拟货币。以腾讯公司推出的Q币为例，据其网站介绍，1元人民币购买1个Q币。Q币支付卡以实物卡方式销售，实物卡面值有10元、15元、30元，网民可在全国各地进行购买这种卡。

　　“Q币是近来媒体关注的热点，但说到Q币已经严重冲击人民币，我个人判断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李超表示，“但关于Q币的问题，人民银行确实在关注。”

　　李超说，因为Q币是在目前科技进步、网络环境下新产生的支付手段，这种新的支付手段对活跃经济有很多好的作用，但同时，如果Q币的发展中蕴含着风险，是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

　　对于虚拟货币的有关问题，李超表示，2006年底反洗钱法已经正式颁布，从2007年开始，反洗钱领域也将逐步扩大，不仅局限于银行业，还要逐步扩大到证券、保险业以及其他非金融的特定领域，凡是涉及到洗钱的行为都要坚决打击。

　　“如果说，有通过虚拟货币的渠道进行洗钱犯罪的话，是人民银行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和打击的一个方面。至于什么时候出台相关办法还要看情况的发展。”李超表示。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石激起千重浪

2007-01-12T13:50:00.000+08:00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10日载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引人注目》，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经过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载后，引起海外媒体的强烈关注。

　　俞可平的身份以及文章直截了当的题目，使文章背后可能代表的政治涵义营造了丰富的想像空间。

　　1959年出生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华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他身兼多职，除了副局长，也是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等。

　　中央编译局传统上的任务是翻译马列经典，属于“冷衙门”，但是作为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也经常会接到高层要求的一些调研工作，俞可平因而也被视为中共的“文胆”和智囊，加上今年又是中共十七大召开的政治敏感年，海外媒体自然对他这篇公开肯定民主的文章格外重视。

　　舆论认为文章显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枷锁，准备为执政的合法性展开新论述。香港《亚洲周刊》指出，俞文把中共带回与普世价值接轨的正道上。美国世界新闻网的报道形容这篇言辞大胆的文章勾勒出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蓝图。

　　俞文对民主正面直接的肯定，幷且严格按照西方价值观做解释，显然有为民主正名的意图。俞文尖锐地指出，对于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民主是一个坏东西，因为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其权力要受到公民制约，不能为所欲为，似乎印证了文章被主流宣传系统抵制的看法。

　　中共推动的经济改革在提升发展水准的同时，也衍生了一批钻营改革过程里体制转型漏洞的利益贪腐集团，他们或凭藉权力扭曲垄断市场、或依靠勾结奸商化公为私，更利用舆论蒙蔽社会，混淆反思改革为反改革，拥护对自己有利、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反对制约自身利益的改革深化——健全经济体制以及开放的政治改革。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假设俞文确实获得默许，或代表他的改革思维，则文章的内容及发表的做法，毋宁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谨慎策略。

怪现象之博客2006：从全球第一到千万僵尸

2007-01-11T12:03:00.000+08:00

尚进=文 2006年12月20日

当2006 年夏天的各个电视频道充斥着“抢老徐的沙发”的芯片厂商广告时，博客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公共词语，尽管这个Web2.0概念早在 2002年底就被引入国内，但草根加名人的双重组合，让开博客成为一种没有动力推动的潮流。从韩寒“粉丝”围攻高晓松博客，到董路在博客帮黄健翔六问吴虹飞，在一场场由博客引发的论战之外，看似热闹的中文博客环境实际上悄悄记录了2006年的很多社会现实。在近5000万的中文博客网页中，其实真正有效维护的博客不超过15%。

1460家，这是2006年末中国内地博客服务商的数量，按照中文搜索引擎巨头百度发布的2006年中国博客发展报告统计，截至11月3日，全球中文博客数量达到5230万，国内博客用户达到了1987万人。所以当国际博客专业搜索引擎 Technorati在今年5月份将徐静蕾的博客列为世界排名第一时，很多人条件反射般质疑Technorati统计角度和算法的权威性，但是曾经被称为中国博客之父的方兴东并不惊讶，方兴东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徐静蕾的博客有来自29181个网站的45857个链接，第二名Boing Boing才有来自20223个网站的66219个链接。链接到徐静蕾博客的绝大多数是国内的博客网站。最根本的一点，徐静蕾在Technorati能够获得第一，不是说徐静蕾的博客有多牛，而是说中国博客的数量和力量在全球有了极大的分量。”

那么中国博客的数量和力量到底有多强大呢？“每天我们都有1亿次以上的点击率，在一年前新浪决定开博客的时候，很多人都执意评判我们改变了博客的规则，可现在看来一年前我对博客的态度并没有错误。”已经是中国博客界头号服务提供商的新浪副总裁陈彤，依旧对一年来博客的中国化发展信誓旦旦。在他看来，博客改变了中国新闻门户信息来源的单一问题，同时让公众的话语空间更加宽广了一些。来自博客们的消息和观点在默默地为原地踏步的中国互联网新闻补充弹药，一些原本在互联网新闻中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消息，则不少被悄悄伪装成了博客消息，以往某个新闻突发事件需要采访众多专家意见，也转变成为专业博客们脑筋激荡的新赛场。美国《商业周刊》也注意到了中国互联网界的博客爆发，在他们看来，有兴趣在互联网上写博客的人代表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群年轻人，甚至列举出博客揭露凯雷集团3.7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 85%股权交易的问题，以及哈根达斯的冰淇淋蛋糕分销商存在严重卫生问题等博客事件。

以往不同观点的当事人要产生碰撞，媒体的采访往往成为双方对峙的传声筒，而博客在2006年恰恰直接缩短了交锋过程，在博客自留地上口水横飞，每个月在中文博客界都会出现一场场公众性的论战。与此同时，中国的博客人群正在产生生态性的变化，不仅有像郑渊洁这样一直在《童话大王》上耕作自留地，开博客以后每天自言自语汇报行程的;也有诸多大小演艺明星们为增加曝光率，根据自己档期需要借助博客炒作人气的;更有一些商业领袖们试图阐述自己的商业理想，让自己成为商业界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偶像，可却宁愿雇佣职业写手顶替自己更新的。这些传统世界的焦点人物几乎占据了中国博客15%的流量，与此同时，剩下的85%可能真正在认真写的反而在影响力上成为默默无闻的大多数。

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鲁珀特·默多克在2005年7月18日动用5.8亿美元收购了MySpace.com，无疑对中国博客界也产生了一些刺激，2005年底最后一批拿到风险投资的博客站点似乎又看到了希望。那些拜Web2.0概念如神明的互联网信仰者们又一次重提草根力量，可目前中国博客服务商的席位排次现实却是腾讯QQ、新浪博客和微软MSN Spaces。如同那些整日写博客的草根们没有真正夺得网络话语权一样，本来寄托博客和Web2.0概念来颠覆传统门户网站的新商业力量也没有赢取多少利益。全球读者们都在关注中国博客们有没有可能出现类似1998年1月17日德拉吉独家披露莱温斯基的可能，或者彻底打破传统信息传递方式的介质束缚，可博客大人们却并没有创造出什么中国特色，那些看似活力十足的年轻一代似乎更热衷自我抒情和记录生活，就像MSN Spaces上全球流行的日记配照片一样，沉默的大多数依旧没有把握住绝对的话语权。而传统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们似乎又要保持一种独立性，仅有的几位尝试者也在开博几个月后悄悄停止了更新。每个人固有的保守情绪和传统生活方式将很多人拉回了现实世界。没有多少人讨论《大讲堂与市集》思想直接给博客带来多少理论借鉴，连最时髦的长尾理论也仅供互联网理论派们充当睡前读物。

如果与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博客群体相比，中国博客在数量上似乎占有一定优势，尤其是在网民基数比率上，甚至这种数量比率优势要大于宽带互联网极端普及的韩国和英文网民庞大的印度，可中国博客的内容质量却并没有凸现出什么文化和新闻优势。按照法国语言学者加尔斯·拉贡对世界博客的研究观点认为:“英语的强势位置在博客世界的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突出，也许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的博客精英，可这些精英往往因为语言瓶颈，以及单一语言内的博客筛选机制，最终被掩埋在互联网洪流中。”中文博客也明显受制于这条法则，疯狂的网民们热衷抢占名人沙发，而真正有内涵的东西却仅在小圈子内流传。可以说在经历了2006全年的时间考验后，中国的博客界依旧没有形成有效的筛选机制，技术性的RSS 方法和Tag关键词都形同虚设，或者更趋原始的推荐性机制也往往要考虑诱惑网民的眼球，原本以群体力量崛起的博客陷入了互联网乌合之众的自渎怪圈。

当《德国之声》搞的全球博客大奖不再能吊起中国网民的胃口，博客在经历了短短一年时间就已经不再是前卫与新鲜的源泉。在徐静蕾勇夺全球第一博客的排名之外，中国博客沉默的大多数也暗含着危机。按照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的估计，全球博客将在2007年达到数量的顶峰，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看热闹的人开始慢慢厌倦这种方式，Gartner甚至估计全球目前约有两亿人暂停更新，博客僵尸成为一场全球流行的网络传染病。如果按照百度博客搜索的统计，内地的 1987万的博客人群，平均每个博客拥有2.6个博客站点，并且每个用户平均7.6天更新一次，一周内频繁更新的博客其实只有302万。可实际的现实数字要夸张得多，僵尸博客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新景观。有谁能说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真实的博客呢？几乎一半的中文博客都是在重复发布各种消息和见闻，42%的博客文章更新都在500个汉字以内，更可怕的是很多不知名的小网站也推出类似的个人博客功能，可却并没有多少人去认认真真写，于是替人博客搬家和自动抓取成为中国博客数量激增的源泉。在近5000万的中文博客网页中，真正有效维护的博客不超过15%，数千万的僵尸博客又一次让中文博客在数字上拿了全球第一。

土地问题已成中国农村改革关键

2007-01-11T11:30:00.000+08:00

美国《星岛日报》1月10日载文《土地制度问题是农村改革的首要问题》，摘要如下：

　　当飞机从首都机场降落的时候，从空中看，你会发现这个古老的城市仍然是一片工地，围绕着2008奥运会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这一切总是那么激动人心。不过，当城里人开始流行驾车去农村寻古探幽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中国的巨大落差。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中国改革始于农村，不过，现在的中国农村却是中国改革的难点，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关键是如何解决农村问题。

　　1978年全面实施的农村改革首先是土地政策的改革。当农民重新获得曾经被集体化的土地的时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面貌迅速为之改观，中国从此能够实现粮食自己自足，农村经济经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严重破坏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可以说，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反动，这种被成为“联产承包体制”的土地制度克服了平均主义，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

　　但是这种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制度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这种制度已经成为束缚农村发展的障碍，可以说， “联产承包体制”可以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但是无法解决农村的全部发展问题，当农村的发展受到约束的时候，实际上也无法解决农民和农业的问题。

　　从这个思路延伸，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当前中国面临的巨大风险：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就无法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工农差距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中最迫切最首要的问题。

　　按照现行的“联产承包体制”，农村土地归国有，农民只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幷不拥有土地的产权。农民这种制度导致了三种后果：

　　第一，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无法保障，也就无法维护自己最基本的生产条件；

　　第二，农民无法享有土地增值的利益，也就是说，农民无法享有经济成长的利益；

　　第三，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趋严重。

　　土地问题已经到了急迫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威胁中国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也将制约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

郑功成：社会保障漏洞须靠制度来堵

2007-01-11T11:25:00.000+08:00

为什么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持续多年，老百姓还是感觉看病难、看病贵？为什么基本养老保险从1995年至今已经被调整、修正了多次，依然还没有调整到位？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德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明确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务是优化制度设计，幷就此接受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专访。

　　社保管理体制亟待理顺

　　问：您一直强调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优化制度设计。那么，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什么？
郑功成：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明确政府责任和构建合理、高效的管理体制。而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管理体制中，社会保险管理体制的确立又最为重要。在中国，虽然经过1998年的机构改革已经明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管理社会保险事务，但现实中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却存在着集权不够、部门分割、权责不明的缺陷。如社会保险还处于地方分级统筹管理的状态，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更是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两个机构(部分地区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部分地区由税务部门征收)幷存的异常格局，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因过于分散而出现难以有效管理、监控的现象，而作为社会保险直接责任主体的劳资双方迄今仍缺乏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管理与监督的合适途径。这种有违社会保险制度自身规律的管理体制，当然不可能产生权威、高效的管理效果，从而亟待理顺。

　　应自我平衡和发展

　　问：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还在建设之中，您认为这一制度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现行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应如何调整和完善？
　　郑功成：我一直主张，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宜由劳资双方分担责任，而实现社会保险自我平衡、自我发展则是我们应当努力追求的理性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理性目标，就应当让社会保险与国家财政保持适当距离。有鉴于此，我认为时下又开始流行的那种社会保险费改税主张，以及让社会保险与国家财政日益靠近甚至合为一体的取向，其实是背离社会保险制度理性发展目标的，也是与我国自1995年以来采取统账结合模式的养老社会保险等制度设计不相吻合的。
　　中国现行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应当通过用集中管理取代分散管理、用垂直管理取代属地管理和让承担缴费义务的责任主体参与管理的改造加以完善。若果能如此，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主体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将会迅速步入良性轨道。

　　保费征缴机构要统一

　　问：为什么要强调集中管理，怎样实行？
　　郑功成：对中国而言，理顺社会保险管理体制的关键是用集中管理取代分散管理，当务之急是统一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机构，同时让国家财政退出直接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格局，进而真正让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及经办机构切实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方面包括：应当尽快取消部分地区由税务机构代征社会保险费的体制，完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征缴社会保险费，这是确保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财政保持适当距离的需要，也是社会保险制度追求自我平衡、自我发展及通过专业化管理达到高效运行的客观要求。同时，还应当建立专业的社会保险监督机构，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参与专业的社会保险监督机构发挥作用，即从直接参与管理监督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改为间接参与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监督。国家财政部门在社会保险制度中扮演角色的转换，将意味着社会保险制度在保持与国家财政适当距离的条件下理性发展、自我发展局面的形成。

　　垂直管理才不易失控

　　问：相比属地管理而言，您认为社会保险垂直管理有什么好处？
　　郑功成：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职能是维系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它必须是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而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需要采取垂直管理体制才能适应，即地方社会保险机构应当成为中央社会保险机构的派出机构，而不宜成为地方管辖的机构。类似于深圳、上海等地暴露出来的社会保险基金案件，其实是现阶段对社会保险采取属地管理的格局无法避免的。选择垂直管理体制，将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社会保险分散管理易于失控的局面，同时还可以提高整个制度的运行效率，幷有效规避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中的巨大风险。属地管理作为1998年国家统一部分行业分割统筹养老保险格局的过渡措施，其实早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当然，如果一步到位有困难，可以先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一幷实行垂直管理做起，这样，将改变现有格局，真正让社会保险走向统一，幷成为人民放心的社会保障制度。

　　劳资双方参与管理监督

　　问：您为什么提出要让责任主体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监督管理？
　　郑功成：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险制度的直接责任主体通常都是劳资双方，政府在社会保险制度中所扮演的其实是雇主与担保人的双重角色。因此，我认为应当打破直接责任主体无法有效参与社会保险管理监督的现行格局，让工会、雇主组织通过合适的途径与方式直接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与监督，这将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持续发展。
　　当然，要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展，还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监督，而将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情况公开化，将是治理这一制度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的重要保证。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不仅需要通过调整、充实、完善等措施实现优化，而且需要将优化的制度设计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祗有这样，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发挥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国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功能。

中国青年就业压力大读书无用论抬头

2007-01-11T11:15:00.000+08:00

“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有相当比例的青少年上网成瘾、青年的部分体能指标继续呈下降趋势、青少年教育成本增大、庞大的青年劳动力人口数量给就业　带来巨大压力……今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对上述结论作出详细分析。

　　中国青年报报导，《报告》认为，由于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使得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投入大幅增加，某种程度上已经干扰和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学费暴涨的结果是导致贫困大学生人数增加，导致贫困家庭无法靠知识摆脱贫困，导致“读书无用论”错误思潮的重新抬头。

　　《报告》指出，家庭教育支出在家庭个人消费中比例过高，很多中等收入家庭也深感子女教育负担沉重。据调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育成本仅低于饮食营养费，占子女费用的平均比重为21％。但是自子女读高中起，教育费用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超过饮食费用，这一比重在高中阶段为34％，大学阶段则为41％。

　　《报告》认为，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做了过于宽泛的理解，致使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一种产业化的有害导向。各个层面、各种类型的教育往往过分看重经济效益，将教育当成一种赢利的行当。教育不合理收费现象比比皆是，这既涉及到了基础教育，也波及到高等教育。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1400万待业的城市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30％左右。另外，城镇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村有1．5亿~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多数也是青年。庞大的青年劳动力人口数量给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近年来，由于中国高等学校持续较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十五”期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长较快，在新增青年就业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快速增加，就业压力也在不断增大。

　　另外，青年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准，但仍以初中学历为主，超过50％，文盲和高学历（本科以上）的比例相对都较低。

　　“十五”期间青年人口流动规模持续增大，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和婚姻迁入是青年流动的三大原因。青年群体在外地就业的比例高于社会总体水准，尤其是在20~29岁年龄段，青年群体在外地就业的比例更高。这在农村青年群体中更为明显。
　　
　　《报告》显示，“十五”期间中国青年的体质健康状况不断改善，但是青年的部分体能指标继续呈下降趋势，心理疾病与亚健康状态在青年群体中不断蔓延。与2002年相比，中国青年的爆发力、力量等素质继续下降。立定跳远水准、仰卧起坐水准和肺活量三项监测结果与2002年相比,都只有个别组别略有上升，绝大部分组别继续呈现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超重及肥胖学生明显增多，已成为重要健康问题。

　　另外，随着生活水准和保健水准的提高，同时由于一些青年缺乏体育锻炼，一些原来多在老年群体发生的疾病如心肌梗塞、颈椎病等，现在发病时间提前，青年成为这些“老年病”的患者。

　　目前，20~35岁的年轻糖尿病人在逐年增加。乳腺癌、大肠癌在年轻人中发病率明显提高。有些青年的器官应变能力下降，造成肌肉僵硬、萎缩，腰酸背痛现象逐渐增多。
　　
　　《报告》显示，在中国青少年线民中，有13.2％的人上网成瘾，另有13％的人存在网瘾倾向，其中13~17岁的青少年线民中网瘾比例最高，达到17.10％。

　　为了限制有害网路资讯对青少年的危害，相关部门通过网路扫黄等行动，对网路资讯进行了管理和净化。同时，“十五”期间出台的一系列有关网路出版的法规和档中，也有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需要而设立的条款。但是，既要维护青少年的上网权利，又要保障青少年免受不良信息伤害，不至于过度沉溺网路，这个矛盾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布棉：年度人物“you”不属于中国

2007-01-11T01:59:00.000+08:00

美国时代周刊评出2006年度人物，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片人，一杆子打过去，死掉一大片，可见网民的数量是多么的庞大，互联网正在改变人民的生活。

最近很多美国畅销书都有关于互联网改变世界、改变经济、改变秩序的论述，《世界是平的》、《长尾理论》、《引爆流行》等等。互联网作为一个核爆炸一样的产业，目前仅仅还是小规模而已，互联网产业乃至互联网周边产业，已经影响了一批的厂商，如果没有iTunes，ipod也不会如此流行，如果没有mp3文件的流行，mp3播放器也不可能如此流行。

从颁奖词来看，“you”似乎还只是属于美国人，或者说是互联网应用发达的国家。颁奖词中，特别提到的是“用户贡献内容”，也就是web2.0的革命，这场革命甚至超越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当年.com的爆发。里面提到的myspace、facebook、youtube都在美国疯狂流行，甚至于second life这样的新型网络游戏也流行于互联网。中国的用户，对于贡献内容的说法，还很陌生，或许我们应该从“you”入选2006年度人物来看到中国3年后的环境。

不过，在中国，web2.0却已经陷入了寒冬，下半年以来，web2.0网站获得投资的机会少了很多，不少web2.0网站都在考虑过冬的问题。“you”并不属于中国，因为中国的“you”，并没有创造太多的价值，因为“you”并不热衷于产生内容，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 myspace、youtube如此多，却几乎没有多少“you”去创造有价值的内容，有的只有某些明星博客，某些二流明星披着“潜规则”的外衣，用色情的方式来骗得PV，继而希望获得同情，实质是大家都在互相利用而已。

怀疑“you”不属于中国，是因为对中国的互联网究竟有多少是在为 “you”服务？当米国人搞一个小网站，不愁吃穿却不经意之间获得巨大成功，中国的互联网业者却在勒紧裤带为生存、为VC而努力，“you”只是获得VC 的一个棋子而已，为“you”服务只是一个幌子而已。没人为“you”服务，你又怎么能希望“you”来给你贡献内容呢？

“you”不属于中国。

文章来源：newslaa.com商业评论

最高法院统掌生杀大权中国司法开启少杀时代

2007-01-10T21:50:00.000+08:00

《南方周末》记者：赵蕾 2007年1月4日头版头条文章

就像巴丹戴尔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
　　
　　“人命关天：‘天’就是最高法院”
　　2006年12月31日，湖南、四川省高级法院院长各签署了最后一批死刑令。跨过这一天，杀或不杀，一律由最高法院说了算。
　　3天前，陕西高院院长也签署了死刑令，处决“杀人狂魔”邱兴华。
　　如果邱案二审死刑宣判日越过2007年元旦大限，所有案卷或将上报最高法院。先由立案庭接收，再由该庭发至刑四庭。在去年扩充而成的5个刑庭中，刑四庭负责复核西北地区的死刑案件。
　　刑四庭将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如作出核准裁定，法官须提讯邱兴华，让他作最后的申辩。按最高法院以往核准惯例，若合议庭成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庭长将召集副庭长、审判长召开庭务会议，进一步会议；如此还无法决断，将上递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形成最后的复核意见。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部分庭长和专职委员组成，该委员会形成的意见为最终意见。即使非重大争议性案件，死刑案件进入最高法复核程序，也必经三道关：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时限冰冷，邱兴华无缘得到这道最后的司法程序。从1980年开始，中国其他高级法院也像陕西高院一样，执掌大部分普通死刑案件终审裁决和死刑复核二权。结果往往是，二审法院作出死刑判决时，死刑核准的戳几乎同时盖上。
　　在高级法院这里，嫌疑人生死已定。大部分死囚没有机会向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直接陈情。无奈之下，4年前，同样来自陕西的律师朱占平闯进最高法院，为他的当事人董伟鸣冤。当他踏进李武清法官的办公室说明来意时，董伟已被押至刑场。
　　朱占平没有把董伟从鬼门关拉回来，但他此举引发了对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更高呼声。据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回忆，大规模地讨论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存废也就是近四五年来的事。
　　朱占平坦言自己对立法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一个一个地保”。董伟案至今，朱占平一共保住了6条命。这6起“可杀可不杀”的案件，二审法院都采纳了他的辩护意见，将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也因为董伟案，朱占平从一个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开始行走于各种学术会议，研讨死刑复核、死刑存废，成为力促“慎杀少杀”的实务界人士。
　　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由此案出发，编撰《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一书，从实体法、程序法上全面检思中国死刑制度。该书中，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以程序控制死刑是限制死刑数量的可行和应循之道。
　　毕竟“人命关天”。按中国社科院刑诉法学专家王敏远的理解，“天”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古时，“天”就是天子，死刑须经皇帝御笔钦准。现代法治要求死刑必须由一国最高司法当局核准。在中国现行司法系统中，“天”就是最高法院，死刑事关人头落地，必须由它统一核准。
　　
　　“从重从快”：历史的痕迹
　　由最高法核准所有死刑案件，新中国的刑事基本法对此并不含糊。1979年首部刑法、刑诉法都有相应规定，1996年、1997年分别修订后的两法对此也未作改动。
　　在这期间，最高法却没有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杀人、抢劫、强奸等普通死刑案件，一直由高级法院核准。
　　“几乎是新法刚通过就马上下放了。”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回忆，首部刑诉法通过后，“严打”斗争刚好开始。鉴于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从重从快惩治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部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给高级法院。
　　1980年和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决议，将这一做法合法化。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院组织法，把这一做法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2006年10月31日。
　　刑诉法专家樊崇义曾在1984年带领学生到河北参加“严打”。他告诉本报记者，那时唐山“菜刀队”横行一方，晚上当地人们都不敢出门，全国其他地方也频发恶性案件。刑法专家高铭暄说，当时“似乎有点管不住了”。
　　整个刑事政策开始呈现高压态势。“立法上增加罪名、司法上多判死刑”成了1980年代初直至后来很长时间内的刑事司法取向。1979年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只有27种，1982年部分经济犯罪开始适用死刑，与之同时，单行刑法频频颁布，到1995年单行刑法达24个，冠有死刑的罪名增加到71种，翻了将近3倍。
　　为了实现“从重”，有些法院“顶格量刑”，即按照法定最重的刑罚裁判。“当时，可杀可不杀的，很多都倾向于杀。”陈光中说。
　　较之高级法院，最高法复核还有另一特点：进度慢，无法满足“从快”要求。宣东对此深有体会。他在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分别当过10年的死刑复核法官，如今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
　　在宣东看来，“慢”的原因有两个。死刑案件集中在最高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难以招架。另外，由最高法院复核，对案件一旦发回重审，又将经过一、二审程序，反复冗长。
　　而要“从重从快”，死刑命签握在高级法院手中更为有利。正因如此，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几年，尽管在立法规范上，两大刑事基本法和法院组织法存在明显的矛盾。
　　随着“严打”的进一步深入，个别错杀案件被公开。陈光中记忆最深的是，1980年代，河南一命案的真凶在洛阳被发现时，被判死刑的假罪犯已被执行枪决。在当时，公开的错案并不多见。
　　1990年代后期，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撰文指出，“近几年，某些地区实际适用死刑偏多，个别地区甚至出现错杀，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死刑复核权下放不无关系。”
　　在反思“严打”中，死刑复核权归位的问题随之被提出。学界开始谨慎地讨论中国死刑政策的走向。此时，这个问题尚未走进公共视野。
　　直至1996年修改刑诉法，在死刑复核权问题上，立法依然维持和法院组织法的矛盾状态。
　　从结果看，死刑复核权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实际上，在修法过程中，学者、立法机关都不曾回避这个问题。有学者回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一次座谈会后说，“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是他的一块心病”。
　　经过十几年的持续下放，复核权已被打上地方性权力的色彩。宣东感慨，死刑案件越往下越讲社会性，地方法院不肯放权也是收回的障碍之一。
　　是按法院组织法改、由高级法院行使部分普通死刑案件核准权，还是废除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按原来刑诉法规定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1994年至1996年修法过程中有过多次讨论。
　　王敏远参加过其中一次座谈会。会上，多数学者希望最高院趁修法之机，收回下放的复核权。一位学者反问道，在现有条件下，不扩编建楼，最高法应付得了吗？这一问，把先前发言的人全都打回去了。
　　在陈兴良看来，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宝贵的，如果仅仅因为物质条件不承担法律授予的死刑核准权，这个理由无论如何都难以成立。物质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思想认识问题。
　　诸种障碍面前，1996年刑诉法、1997年刑法和法院组织法难以讲和。陈光中称，立法者也意识到，法院组织法规定部分下放是临时的，终有一天要收回。
　　1997年9月26日，最高法院再次下发通知：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实施之日起，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仍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其已获得授权的死刑案件核准权。这是1980年以来，最高法院第8次下发授权通知。最高法明示继续授权的动因：目前治安形势以及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中央支持下的核准权复位
　　学界对1996年、1997年修法时收回复核权的期待化为泡沫。用高铭暄的话说，1997年理应收回。但他也承认，那时物质准备、法律准备都没有，“思想上也需要转一转”。
　　这一转又过了10年。2006年，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原有的两个扩至5个，人员从不到70人增至250余人。为此，还增配了两名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两名专司刑事审判工作的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京城东便门附近，专门的死刑复核大楼正在装修中，今年将投入使用。
　　10年前难以解决的扩编建楼，目前都已实现。“宽严相济”也成了刑事司法界的主流话语。
　　“这是党中央下的决心。”陈卫东教授反复强调。他是刑事诉讼法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核准权复位的全程论证。
　　死刑核准权牵扯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权分配，有专家向本报记者透露，如果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恐难一步到位。
　　核准权的收回不只是一般的诉讼程序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在那前后，中央政法委成立的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开始酝酿司法改革初步意见，陈光中作为专家代表参与了研讨。他告诉本报记者，死刑核准权的收回被列为改革的头等大事。
　　2004年末，中央下发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改革目前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做法，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在那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同一年，为废除死刑而战的法国著名政治家、律师罗伯特·巴丹戴尔访问中国，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会面。巴丹戴尔曾对外透露，肖扬承认从哲学上说废除死刑是早晚的事，但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达到那个阶段。
　　尽管废除死刑尚不可能，但从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已经进入高层视野。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的核准权到最高人民法院。我们将用制度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与公正。”
　　慎用死刑也是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200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批准。
　　“重大问题”中的一部分涉及刑事诉讼程序。公约全面规定了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死刑核准的规定也在其中。完善包括死刑复核程序在内的刑事诉讼程序，关系中国批准该公约的进度。此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中国致力于尽快批准公约。
　　2005年11月18日至19日，陈卫东、樊崇义、陈光中、龙宗智等4位刑诉法专家被最高法院邀至武汉，为死刑复核权收回献计献策。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陈兴良、赵秉志等5位刑法学界的知名学者也在受邀之列。
　　不止一位与会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那是他们参加过的最高规格的座谈会。最高法院的领导全部到场，连续两天听取学者们的意见。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传达了中央在死刑复核问题上的意见。在那之前，肖扬曾就该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专题汇报。据悉，政治局全体常委在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相关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
　　紧接着的12月，最高法院发出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2006年7月1日起，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这一举措是死刑复核收回的重要前奏。
　　二审不开庭也是导致错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瑞华认为，死刑案件如果二审不开庭，一审中出现的问题就将顺利越过二审，直接涌向最高法院，让二审法院全部开庭，能为最高法院把好关。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从下级法院选调的法官也陆续进京到岗。2006年4月1日起，他们开始接触案子，与原有的最高法院法官进行审判业务上的磨合。2005年公开招录的应届毕业生也结束了基层法院的锻炼，已于2006年12月底回最高法院报到。
　　
　　“最高法院专管刀下留人”
　　死刑核准权复位后最显著的变化，将是死刑犯的大幅减少。在业内人士看来，减少50％并非大胆的估测。
　　“由最高法院核准，虽然速度慢，但能保证质量。”宣东说。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正是此次核准权收回的最主要目的。
　　在2006年11月7日召开的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肖扬总结了10年来刑事司法工作的经验。其中一条是，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诉讼效率。效率必须服从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从重从快”的修正。
　　有人把死刑复核法官称为专司杀人的法官，董伟“枪下留人”案中接见朱占平的最高法院法官李武清曾纠正说，最高法院的法官专司刀下留人之职。
　　“我们专挑下级法院裁判毛病，对下级法院裁判的死刑案件有的直接改判。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件至少有四分之一被改判，甚至更多。”在一场中外刑法研讨会上，李武清这样介绍。
　　“可杀可不杀的，在过去可能杀了，收回后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樊崇义说。不过，多数专家都有这样的担忧：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乃至社会，都将带来冲击。
　　“杀人偿命”这一简单报应观念，多数中国民众视之为天经地义。就在面对可能是精神病人的邱兴华，民间舆论起初也一边倒地认为“他杀了那么多人，理应被杀”。樊崇义认为，人们首先应当正视的是，杀人并不都得偿命，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何谓“罪行极其严重”，最高法院正在制订相应的量刑指南。
　　陈卫东的担忧是，1979年恢复法制以来，最高法院还没全部行使过死刑核准权，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加上现在社会矛盾迭出、人们的承受力脆弱，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转变观念。另外，地方党政部门能否正确对待最高法院的核准工作，不施加不必要的影响，也将关系死刑核准的质量。
　　中国死刑案件审判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京城里的刑事辩护律师大都摩拳擦掌，宣东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十几个律所的邀请，想与他合作死刑辩护业务。但是，死刑核准阶段律师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仍悬而未决。
　　学者们则希望，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只是中国废除死刑前一段无须太长时间的过渡。
　　高铭暄有个时间表：到2021年时，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减少2／3；到2049年，死刑在中国消失。就像巴丹戴尔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
　　(实习生黎诚对本文有贡献)

中国的崛起与责任

2007-01-10T21:36:00.000+08:00

　　中国、美国和日本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为了维持这个三角关系，它的每个边都必须保持良好关系。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中美关系。
　　
　　一项在非洲具有吸引力的政策，不一定在欧洲具有吸引力，也就是说某种政策可以在一个方面取得“软实力”，但同时也会在另一方面丧失它。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崛起，其维度是全方位的。西方学界不仅将中国的民族复兴与世界历史上西方大国的崛起相提并论，塞缪尔·亨廷顿甚至于近期称中国将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支配大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世界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视为可模仿的榜样。毋庸置疑，中国在世界上的吸引力正在提升。
　　这种吸引力的提升似乎不应只体现在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举办、中国电影和体育明星为各国民众所知悉，更重要的是在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能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就指出，这关乎中国的“软实力”(Soft　Power)。其实质在于，不需要动用过于巨大的经济或者军事等“硬力量”的手段，一国的对外政策便可取得世界其他国家的主动的配合。简言之，以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间接的方式实现对外政策目标。
　　在美国，对国家力量性质的反思从奈在 1990年出版的《谁与争锋：美国力量的转变》一书开始。经历越南战争的美国痛苦地发现，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并不足以保证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而富有吸引力的文化、自由的价值观和合理的对外政策往往能让一个国家不费气力地得偿所愿。
　　用奈自己的话来讲，要使其他国家按照本国的意愿行事，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种是以“大棒”威胁，一种是以“胡萝卜”交换，还有一种是吸引对方———不需动用过多的“大棒”与“胡萝卜”而使别国自觉地按照本国的愿望行事。
　　从一开始，奈的观点就不无争议。如亨廷顿有言：“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 “软实力”依然为“硬力量”左右。但无论如何，“软实力”已经成为以奈为代表之一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部分，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特有名词。
　　在奈看来，美国目前在伊拉克的泥潭深陷恰好是因为未能吸取越战的教训，过分强调军事力而忽视了外交、价值观等“软实力”，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正在提升。中国崛起将如何影响国际秩序？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未来方向如何？本报记者近期对奈进行了专访。
　　
　　复兴的时代
　　《21世纪》：近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你看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能否认为中国整个国家与民族处在一个复兴时代？
　　奈：是的。此前中国经历过一段停滞期，而现在已经走出了这段时期。现在中国正在重新崛起，200年之前中国在全球生产总量中所曾占据的巨大份额正在恢复。我认为，中国过去30年里引人注目的经济表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已经成为引起国际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21世纪》：这给国际政治带来什么变化？奈：在历史上，当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时，通常会带来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形势。例如，20世纪初期德国的崛起就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引发了很大的焦虑。因此也会有一些国家就中国将如何运用它新近增长的实力表示关心和顾虑。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错误地使用这一力量。
　　《21世纪》：在历史上，当一个新的国家崛起并挑战既存的国际政治时，通常会带来旧的大国和新大国之间的冲突，你是否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奈：我认为只要华盛顿和北京非常谨慎地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就能够避免冲突。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先例，在19世纪末期，面对美国的崛起，英国就成功地进行了调整，而没有在两国之间发生任何冲突。
　　《21世纪》：为了避免潜在的冲突，中美具体应当如何相处？
　　奈：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迅速崛起会在其他国家引起一些顾虑。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方面正在谈论“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实现它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的地位。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的话说，就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就美国方面而言，重要的是美国给中国提供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机会。
　　《21世纪》：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是美国认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那么怎么样才叫“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奈：如果中国意识到它在国际政治中的份量将会大大提高，那么中国应当明白，在对待一些事情时，应考虑长远，而非仅顾及短期利益。如果着眼于波斯湾地区未来的稳定性，中国要意识到应当阻止伊朗在未来成为一个核武国家。与伊朗的贸易是重要的，但保持地区稳定同样是重要的。
　　《21世纪》：除政治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在改变世界的经济秩序，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已经得到了提高，也有一些国家呼吁中国在WTO等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未来的地位你如何评价？
　　奈：我认为中国如果从目前的体系中获益，中国也应当对目前的体系做出更大的贡献，应当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最大的几个国家能够分担保障多边机构运行的责任的时候，这对多边机构是有利的，同时也将对中国有利。
　　
　　东亚未来
　　《21世纪》：19世纪之前，中国是东亚的主导力量，你是否认为中国目前在恢复这一东亚的主导地位？
　　奈：随着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将会提升。
　　《21世纪》：但这会导致中国和日本、美国的冲突？
　　奈：并不必然如此，如果我们合理处理这种国家间关系，不一定会发生冲突。中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对美国和日本有利。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是一种“正和游戏”，而不是“零和游戏”。我相信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会不断改善，它们都是东亚的大国。从美国的角度而言，该地区的繁荣对美国有利。保持和实现地区繁荣的最大机会在于，不只在中美之间，而且在中日之间保持良好关系。中国、美国和日本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为了维持这个三角关系，它的每个边都必须保持良好关系。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中美关系。
　　《21世纪》：你是否认同“文明冲突论”，将来中国文明、或者东亚的文化或文明圈将会与西方文明圈产生冲突？
　　奈：我完全不同意这一观点。事实上我相信世界上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交融文明，人们会从不同的文化圈吸收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并不必然导致文明冲突。
　　
　　中国需要内部调整
　　《21世纪》：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国内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业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也不大令人满意。在你看来，这些会否在未来成为中国发展的挑战？
　　奈：中国确实面临着各种挑战。除了你提到的这些，还包括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贫富不均的加剧。中国要实现目前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些挑战。
　　《21世纪》：其实在中国公众中，对于目前的形势也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人为中国的复兴和崛起感到欢欣喜悦，也有部分人在担心潜在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它崛起中的大国其国民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心理？
　　奈：我认为可以从19世纪的德国国民中看到类似的复杂的国民心理，也可以从20世纪初期的日本国民中看到这种心理。在这两个大国崛起的时候，它们没有成功地处理其内部矛盾。后来他们就与自己的邻国爆发了冲突。我希望中国不会陷入类似状况。
　　《21世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奈：在德国，那些从国家的工业化中获益的人们与没有从中获益的人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冲突，于是又导致德国在对外政策上选择一种更为民族主义的做法，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促进整个国家的团结。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却带来了国内调整和对外调整的双重失败。
　　《21世纪》：你的意思是说，为了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中国应当促进国内的普通民众更广泛和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奈：是的，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更加关注国内需求的增长，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网络，以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21世纪》：这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努力，你知道中美已经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你是否认为在这一机制的框架之下，美国可以对中国这方面的努力提供帮助？
　　奈：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从双方经济的相互依存中获益。一方面，中国为本国产品在美国获得了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吸收美元，这对两国都是有利的。但这也需要经常性的沟通，以及经常性地协调两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足够谨慎，是能够合理协调两国关系的。
　　《21世纪》：一个新的情况是，在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已经夺回了对美国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一些人认为这可能在贸易方面对中国不利，你的观点是什么？
　　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民主党确实要比共和党更趋向保护主义，但共和党内也有很多主张保护主义的议员，也有很多民主党议员认为保持和中国的稳定关系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形势可能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但不会是巨大的变化。
　　《21世纪》：你是国际上首位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学者，在你看来，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应当是什么？
　　奈：“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力来实现一国的目标和利益，它可以来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者国家政策。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而现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吸引力也在提高，这二者将相得益彰。与此同时，如果中国采取的国家政策在国际上被认为符合“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定位，同时中国更大程度地参与多边组织，这也将帮助中国变得更具吸引力，从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软实力”
　　《21世纪》：中国历史上曾经拥有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一文化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目前很难说拥有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这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软实力”？
　　奈：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将发展为一种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体。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在发展，没有一个国家会固步自封。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传统艺术、饮食和设计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目前中国要实现成功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继续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要展示此类的中国传统价值观。
　　《21世纪》：在你看来，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外交活动是否也是展示“软实力”的一个方面？
　　奈：是的，中国可以通过一定的国家政策来提高自己的吸引力。但在有时，一项在非洲具有吸引力的政策，不一定在欧洲具有吸引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谨慎，就是某种政策可以在一个方面取得“软实力”，但同时也会在另一方面丧失它。
　　《21世纪》：你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奈：是的，在一些方面中国可以采取更加广泛和长远的视角，例如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就一直努力通过推进六方会谈在国际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21世纪》：其他领域，例如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广受欢迎、中国对外广播和电视覆盖面的增加，以及一些体育明星，这些是否也是中国“软实力”的象征？
　　奈：是的，这些都对中国的“软实力”增长有贡献。如果其他国家的人们因为这些方面而感到中国更加具有吸引力，他们就会从好的方面去想中国，而不是害怕中国，这不仅包括欧洲和美国，也包括“第三世界”国家。
　　《21世纪》：因为“软实力”如此重要，中国是否需要制定一套国家战略来促进在海外的“软实力”？
　　奈：中国已经在发展一套战略，包括建立孔子学院、增加对外广播和招收更多的海外留学生，这些都是提升中国“软实力”战略的重要方面。这些措施都是朝向正确方面走出的步骤，但为了取得成功，还需要辅之以一些其他的国内措施，即解决一些会对中国吸引力产生不利影响的国内问题。
　　《21世纪》：中国的“软实力”会和其他国家产生竞争吗？
　　奈：有时在“软实力”上确实会产生冲突，例如当两个国家都希望提升在另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时候。但从某些方面看，“软实力”并非一种“零和游戏”，有时两国的“软实力”可以同时提高，并对两个国家均有利。例如，如果中国在美国的“软实力”提高，这可以减少美国人对中国的担忧。类似的，如果美国在中国的“软实力”提高，也可以减少中国对美国的担忧。两国相互感觉更趋良好、更加感受到吸引力，将有助于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说两国的“软实力”不会产生冲突。例如，假设美国和中国都试图增强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而两国的目标是不同的，这时就会有冲突。但相对于两个大国对待彼此的态度而言，我认为这不是重要的方面。
　　《21世纪》：对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你有什么建议？
　　奈：我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发展，同时更加关注这一经济发展的社会方面，例如污染问题，并推进内部改革，和近邻各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并减少外界对中国的担忧———如果中国不这么做，那些担忧会加剧。(“中国观察”栏目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美国外交学会会员，英国牛津埃克塞特学院名誉教授。曾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奖和美国政治学会的查尔斯·梅里安奖。
　　1964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1977－1979年在卡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安全事务助理，并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中领导防止核扩散事务小组。 1993－1994年在克林顿总统任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随后于1994－1995年任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奈著有多本著作，包括《谁与争锋：美国力量的转变》、《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理解国际冲突》等。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8日文章
记者：刘波北京报道

触及体制　中国政改破题在即

2007-01-10T21:21:00.000+08:00

加拿大海外中文网1月9日载文《触及体制的底线：中国政改已到拐点》，摘要如下：

　　一向循规蹈矩的《北京日报》在岁末发表了被称为中央高层智囊人物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俞可平去年十月出版的一本媒体专访他的文章集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俞可平全面阐述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

　　文章指出，“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

　　文章说：“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纷纷转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这可能是胡温主导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幷不像国外所说的那样，没有实际进展。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已悄悄进行了很久，幷初具雏形，只不过被突飞猛进的经济改革成就遮住了光芒而已。

　　目前，中国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已实现公推公选或者公推直选，而在中国政改的领头羊──四川省，政改的实践力度更大，四川省将全省县以下的党委系统的官员全部放到直选中产生，而且，还要求县（市、区）党委和所属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必须定期接受社会评价；凡是党员群众关心的党务活动中的重要工作、重大事项，只要不涉及党的秘密，都要向党员或社会公开；逐步取消县（市、区）委书记办公会，全面推行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制、重要人事任免全委会票决制。

　　这些改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党内基层民主，其“直选上任的乡镇党委书记组阁，提名镇长候选人”已触及到了如何理顺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直选书记”则触及《党章》（《党章》规定党内直选不是选书记，而是选全委会）这些均已触及体制的底线，改革已经到了拐点。

胡锦涛的“黄金十年”如何开局？

2007-01-10T16:00:00.000+08:00

美国《世界日报》1月7日载文《胡锦涛的“黄金十年”如何开局》，摘要如下：

　　岁尾年初，中国大陆股市牛气冲天，经济表现热火，由之而来股市、经济进入“黄金十年”之说，轰然而起。所谓“黄金十年”，套用的是美国上世纪九○年代十年大牛市之典。相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国大陆政治也有个“黄金十年”之说。

　　以今天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看，胡锦涛的“黄金十年”，大势已成，值得关注的，已是其如何在2007这关键的一年，迈出稳健而又大胆的一步，为其“黄金十年”开局。

　　所谓“黄金十年”的开局，其实也就是中共十七大棋局的落子，下棋有所谓一子落定，满盘皆活，政治上也往往是经由一个重要关口，就可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中共十七大，正是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关口。

　　中共十七大自去秋开始着手筹备，按中共传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要作三个方面的准备，即政治准备、组织准备、舆论准备。而对胡锦涛来说，在中共十七大能否为其“黄金十年”顺利开局，也主要视其在中共十七大这一仗，在组织人事、政治思想两条战线，打得顺不顺利。

　　首先看组织人事。去年下半年以来，不少省级地方已完成换届，不少中央部门也频频换人。今年五月之前，地方换届全部完成，稍后中共十七大代表也就选完。胡锦涛的思路，是未来的核心班子，要显现新人成长和领导机构年轻化。

　　政治思想方面，具体来说，是胡锦涛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如何规划未来的政治发展。胡锦涛领政四年来，不断提出政治主张，包括宪政发展、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据悉，在中共十七大时，胡锦涛还要为“新阶段”，提出新主张。

　　据透露，胡锦涛将在最难的民主议题上，有所建树。具体来说，是由中共党内民主起步，提出一系列党内民主制度；又由无民主则衰、有民主则兴之论，将中共党内民主延伸到全社会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领域。

俄白斗“气”结束　中国是下一个目标？

2007-01-10T15:49:00.000+08:00

　　中评社广州1月10日电／2006年12月25日，尼亚佐夫去世刚刚三天，莫斯科就对它最亲密的地缘政治伙伴——白俄罗斯再次挥动了能源大棒。显然，土库曼扑朔迷离的局势，不仅没有影响普京这位能源巨人的决策，反而增强了他控制一切的信心。

　　据财经时报报道，由于两国未能在天然气价格上达成一致，“断气”再次成为俄罗斯的官方警告，白俄罗斯则威胁将禁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一时间， “战争”、“讹诈”等字眼充斥于俄罗斯各大媒体。而俄罗斯天然气的西欧用户，只能眼巴巴盼着双方谈妥，因为无论备份方案如何完善，都无法保证他们能安然度过整个冬天。

　　最终，对乌克兰断气的一幕没有重演。双方最后一刻作出的妥协。12月31日晚23点58分，白俄罗斯代表团在莫斯科签署了供应天然气的合同。此时，普京正在他的新年贺辞中宣告“俄罗斯人民更坚定地面对未来”，而卢卡申科则告诉同胞“白俄罗斯面临一条复杂且布满荆棘的道路。”

　　俄气总裁米勒宣布，双方达成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2007年，俄气将以100美元/千立方米的价格向白俄罗斯供应天然气，此后价格逐年上涨。到2011年与欧洲持平。俄气将以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白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公司一半的股份。俄罗斯天然气过境白俄罗斯的费用由目前的0.75美元/ 千立方米百公里上涨到1.45美元。

　　尽管米勒认为，已经给白俄罗斯开出了最优惠的条件，合同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有利。但就白俄罗斯看来，这场争斗并不公平。白俄罗斯总理西多尔斯基表示：“我们同意并且签署了一份条件对我们不利的合同。”

　　自从上台，普京就开始确定依靠能源重振俄罗斯强权的战略。2003年通过的俄罗斯国家能源战略纲要，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稳定俄罗斯在国内和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

　　七年过去，普京的能源战略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一系列果断而又明确的措施背后，俄罗斯能源对外战略的脉络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个“外”，首先指的是近邻，即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其次则是远邻，包括欧盟、中国、日本等现实和潜在的大客户。

　　按照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能源专家日兹宁的观点，近邻分为三种——能源生产国、能源进口国以及能源过境国。对于第一类国家，比如哈萨克和土库曼，俄罗斯采取了是拉拢控制的手段。土库曼同俄罗斯签署的关于俄气垄断土天然气出口至2028年这一合同，就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

　　而对后两种国家，则是强权控制。一方面，取消曾经的优惠，在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时候大获其利，另一方面，加快收购过境国家的管线基础设施，将运输通道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年初乌克兰被“断气”的前车之鉴下，2006年俄罗斯这一策略颇有成效。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相继“陷落”，最后一个“堡垒” ——白俄罗斯的宣布妥协，意味着普京在这一环上的全面胜利。

　　在搞定周边近邻之后，普京对于远邻的战略就更为明确。那就是，确保现有客户，占领新兴市场，维持能源价格，控制能源通道。

　　面对能源霸主咄咄逼人的势态，欧盟已经如坐针毡。据德国《商报》的消息，欧盟主席巴罗佐将在1月10号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关于限制能源公司垄断行为的建议，包括拆分垄断型企业、强迫出售运输管线等。很明显，这个建议就是针对俄罗斯及俄气公司的。

　　对于中国来讲，俄罗斯的能源攻势同样已是迫在眉睫。尼亚佐夫逝世后，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可以凭藉新总统立足未稳，以及对土天然气的垄断地位，加强对土库曼的控制。而俄罗斯在天然气价格上的强硬态度，又令人对中国进口俄天然气定价问题平添疑惑。

　　俄罗斯要在2011年统一天然气出口价格，而俄天然气出口公司总裁梅德维杰夫预测，2007年上半年，对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可能从目前的每千立方米235美元上涨到260美元。按照计划，2011年正好是中俄天然气管道西线建成之时。

　　对于目前天然气价格仅为每千立方米约1000元的中国来讲，连俄罗斯提出过的180美元都难以接受，又怎么可能接受和欧洲同样的价格呢？

　　据报道，目前中国国内各方正在为每立方天然气涨价0.15元而争论不休。但按照上面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价格完全并轨到每千立方260美元的价格，这样，中国在这四年里，每平方天然气的价格必须每年上涨0.25元才能勉强和俄国人的价格“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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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富先老问题凸显 人口战略面临转折